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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毫无根据地断定，战争将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财政年度终了时结束。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合适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预算获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兰已对他说不可能之后，他还是坚持这一点。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说，麦克纳马拉和五角大楼比白宫还更为现实一些。参谋长联席会敦促总统增税，他们所持的理由和经济学理论无关。他们希望国家处于总体战状态，对于公众的冷漠态度，按照他们从课本上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赋税。实际上，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人，密执安大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如果不采取增税办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战争进行下去，继续执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制止通货膨胀。

但这正是约翰逊提交国会通过大量社会立法的时期。他担心，如果战争的真正耗费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会令人寒心地停止下来。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不懂得经济学，但是我深知国会。”他们有些入后来认为这个自白应该铭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能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掌握着一个听话的国会，我又是个有心的总统，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谈战争的花费问题，那‘伟大社会’计划就搞不下去，增税法案也通过不了。老威尔伯·米尔斯【民主党国会议员，从1958年起曾任国会筹款委员会主席多年。——译者】将稳坐在那里，向我热烈致谢，退还我的‘伟大社会’计划，然后，他会对我说，他们将乐于开销我们为战争所需的任何费用。”

在这一点上，他终于铸成大错。他欺骗了他自己。他盘算如果能廉价买得胜利，就会万事如意。或许会天从人愿，或许河内和越共游击队会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样，五角大楼的估计就将是过高了。这种主观愿望立即变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坚持需要增税3％～4％时，总统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谜游戏为答。他把重要的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请到白宫，征询他们对增税的意见。他们反过来询问战争费用。他告诉他们假的数字。一听这个数字，他们就反对增税的主张。约翰逊然后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国会通过。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说，他在华盛顿采访15年，还从未见过一个总统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约翰逊1966年初做出的反对增税的决定，是对财政稳定的一个沉重打击。那一年的联邦赤字达98亿元。更大的赤字摆在前头，因为到那时每月的战费将高达20亿～30亿元之巨。白宫估计的每月战费是8亿元，当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太低时，他接到阿贝·福塔斯打来一个激愤的电话，说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使得总统心烦意乱。实际上拉扎勒斯是说中了。那年的战费达270亿元，赤字高达230亿元。约翰逊耍的花招招致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开始。

从这次战争的各个方面来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缺乏真正的计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发现，“不管是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主要官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系事实。战略究应如何，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表示。”1965年惟一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军队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进越南；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已快突破20万大关了。

为了核实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出首都看到了三种颜色烟尘，这是南越军队在作战，但是对面并没有敌人。有人对他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处拍一部彩色电影，“以便说明此间真相”。那里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林登·约翰逊有时候说起话来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个人的挑战，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电影“正午”中场面那样怒目对峙。西贡接近事实真相的情况，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弹恐怖事件，这类暴行事件还正有增无减。12月4日拂晓，发生了另一起卡车装载的250磅炸药爆炸事件，这一次是发生在供美军使用的大都会饭店外面，死7人，伤137人。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日“尸体计数”，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语。在随军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是不分青红皂白狂轰滥炸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种情况是否使他感到烦恼，这位将军回答说：“是有点，可是那也减少了敌人的人口，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