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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写信时用了公家的邮票一定如数付款，并坚持他为私事打的电话也应记账。直到最近，他用的还是印有“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信笺，只是用打字机加上了一个“前”字。他每天早晨总在7点半到达办公室——在新罕布什尔时，也是这样，他那风雨无阻按时上班的习惯在那里是尽人皆知的——任何白宫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办公室已开门后才来到，就会听到他严厉叫喊说：“你今天上班晚了！”打电话时，他决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来一句“喂！”或“再见！”。对方一拿起话筒，他就立刻开始讲话，话一讲完就立即挂上，对方的话刚讲了一半他也不管。亚当斯比任何人都更受总统的信任。凡送到艾森豪威尔桌边去的每一张纸片、每一个来访者、每一个要决定的问题，他都得事先亲自检查过，给艾克提出明确的参考意见，比如他会送上一份简短的人名表，提出那些人可供选择来担任内阁的某一职务。“凡我要做的事，”总统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他都得做。”亚当斯从未辜负总统的这一巨大信任，那么他怎么竟会跟伯纳德·戈德法因这样的人搞在一起脱不了身呢？

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伯纳德·戈德法因。一个戈德法因是那个卑鄙、狡猾的操纵者，老是不断和政府发生纠纷，但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众议院委员会感兴趣的正是这个戈德法因。而这个人亚当斯却从未见过。亚当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便很熟识的那个戈德法因，却是一个白手起家、谦逊有礼、极力讨好别人的移民，是一位热心用他的财富做好事的朴实无华的商人。用亚当斯的话来讲，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公民，为人忠厚可靠”。要说他会堕落到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那简直是荒谬。他也没有必要干那种事，他已经很有钱了。戈德法因控制的事业就有设在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六个纺织厂和两个经营房地产的公司，东波士顿公司和波士顿港口发展公司。他每年向慈善团体捐款5万元。他和他的妻子、四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一所时髦的住宅里。

当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向亚当斯介绍戈德法因时，曾说他是一个热心公益的百万富翁，不曾像其他一些纺织商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和低额税率向南部迁移。亚当斯向人打听过，也发现一般人都认为戈德法因是一个可靠的商人，在同行中名声很好；他对待职工也不错，给工人的工资较高，并从来没和纺织工会闹过纠纷。他还召开过一次劳工代表和经理人员代表参加的联谊会，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萨诸塞几个州的州长都出席了。除科顿外，缅因州参议员弗雷德里克·佩恩、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波士顿市长约翰·海因斯以及杜鲁门政府中的约翰·斯蒂尔曼和莫里斯·托宾也都是戈德法因的朋友和给他说好话的人。

国会对戈德法因的拉拢关系的活动的调查表明，在上述这些友谊中，有一些也不是那么光彩的。科顿住的房子是归戈德法因所有的，佩恩所以能买下一所住房，是靠戈德法因无息借给他3500元购房预付款，而且这笔钱始终也未归还。他和福克斯的关系，是在他打破常规，向《邮报》提供40万元贷款，以换取该报在社论中支持马萨诸塞州州长保罗·德弗竞选连任时开始的。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关系已趋于恶化，这也许就是福克斯在作证时揭发他的原因。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一直来往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两人也很要好。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度周末——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戈德法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默思学院几乎要跟不上学习的时候，是“谢尔曼大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训，才使他能够走上正路。明白这些情况，送些礼物就比较可以理解了。他们经常彼此送礼，戈德法因家有雷切尔送的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表上就刻有“谢·亚·赠给伯·戈·1953。1。20。”字样。亚当斯听说戈德法因在报税时扣除了他的旅馆费用曾颇为吃惊。在他的印象中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的一家公司长期租下的，亚当斯要是不去住，也就空在那里。至于他为戈德法因帮过的一些忙，他说，他认为丝毫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他也不知道由于自己给朋友提供了情报就违犯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给朋友方便最多也只做到这里。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晕头转向的商人，如果来求他，他也同样会帮忙的。

白宫记者死盯着哈格蒂追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