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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迅速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开始了新的垄断鸦片贸易事业。但是，好景不再，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垄断地位被沙逊洋行取代了。

沙逊洋行。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大卫·沙逊于1832年在英属印度的孟买创立的。创立不久，适逢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垄断经营权，沙逊洋行即在孟买一带收购鸦片销往中国。为了便于在中国销售，沙逊洋行在香港开设了分行。上海开埠不久，1845年沙逊洋行即在上海设立了分行。

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2）

沙逊洋行创立之初，虽然拥有密迩鸦片产地、集中地孟买的优势，但运输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因此其经营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在上海的鸦片贸易中仅占1/5的比重。

1864年，大卫·沙逊病故，洋行由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阿尔伯特·沙逊接受沙逊洋行后，将经营重点逐渐转移到工商业上，减少以至于放弃了鸦片走私业务。1872年，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办了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继承了鸦片贸易的衣钵，并在鸦片贸易中锐意经营，创新进取，采取了大量措施，发展业务。首先，新沙逊洋行大大降低了鸦片成本。在印度罂粟种植区，洋行派人深入农村，直接用低价购买“青苗”，既保证了鸦片的来源，又取得了高利贷收入，而且使其鸦片成本大大低于其他公司；其次，大力扩大业务范围，在远东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促销鸦片。为了便于各个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联系，交流情况和市场行情，沙逊洋行采用了电报技术，编制了电报密码，加强了孟买、香港和上海三地之间的情报交流，以掌握好鸦片行情，获得更大的利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使用了新式轮船投入鸦片运输，并为此组织了一支船队。新式轮船以煤为动力，具有航速快，载重量大的优点，远远先进于飞剪船。沙逊洋行以轮船运输，到19世纪70年代，已控制了印度鸦片产量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垄断了鸦片经营。

哈同洋行。哈同洋行开设于1901年，时间较晚。创办人是英籍犹太人欧恩·爱·哈同。此人1851年生于巴格达城，1874年来上海谋生，初入老沙逊洋行做职员，即参与鸦片的经营，1886年改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协理，有着二十余年的鸦片买卖经历，深得沙逊洋行经营鸦片的诀窍，对鸦片买卖得心应手，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哈同再也不愿为沙逊打工，于是自立门户，创办了哈同洋行。哈同洋行业务发展很快，后来居上，成为鸦片业的新霸主。

为了垄断鸦片烟的经营，牟取高额垄断利润，哈同洋行联合沙逊洋行、新康洋行，成立了洋药公所，改变了鸦片交易方法。以前，鸦片买卖价格通常由怡和、沙逊、合同等洋行公开挂牌定价，各土行、土店按牌价定购。洋药公所成立后，由现货交易改为期货交易。交易办法是由哈同和沙逊两洋行在所内挂牌定价，出售期货，各土行、土店要购买鸦片，必须先交定金预购期货。因此，哈同、沙逊两家洋行不但可以收取定金，周转运用，还可以垄断价格，攫取更高的利润。

洋药公所以各洋行的联合体——信记洋行为主体，以新康洋行的老板英籍犹太人爱德华·爱释拉为主持人。其经营活动先从收购小同行及广州、香港各地的存土入手，集中堆存于怡和和沙逊二洋行的仓库中。不久，就采用垄断手段，高抬售价。印土过去每箱售价二千余元，在洋药公所成立后每箱印土售价竟高达一万元。哈同等外国洋行牟取了大量垄断利润。洋药公所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清末第二次禁烟，洋药公所才解散。

走私、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使鸦片经营者、洋行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造就了一个个巨富。如怡和洋行的前身麦尼克洋行的经营者麦尼克，两手空空地来到广州，卖了16年鸦片，终于变成了一个富翁。返回英国后，购买了大片地产，又投资创办对外贸易公司，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巨头。用鸦片贸易所挣得的邪恶的利润，把一个穷光蛋变成了富裕的、上流社会的绅士。鸦片之功，不可谓不大。怡和洋行的查顿，本来是东印度公司的普通外科医生，经营鸦片贸易后，以其“铁头老鼠”的机警狡诈，迅速致富。1838年回国，已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怡和洋行的迈地臣，同样也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1841年回到英国。第二年，即买下了位于苏格兰西海岸的路易士岛，并以巨款将其辟为庄园。

沙逊洋行通过贩卖鸦片致富以后，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将经营重点改在发展孟买工商业上，以至于有“印度工业的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