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页)

“广场”上的年轻的探索者所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作了以上不免是粗疏的历史叙述以后，我还想观照历史运动的参与者个人的命运，这其实是我在重读这些《言论汇集》时，特别感到兴趣的。——我以为缺少了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历史叙述将是不完整的。

《言论汇集》中收入了在遭到“反右派运动”的打击以后，这些“右派”学生，特别是他们中骨干的反应：他们公开贴出的“反批判”的大字报与私下的相互通信，当时是作为“猖狂反扑”的罪证而留下的，却为后来的研究者保留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的逆转对个人心灵的打击，以及个人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的资料。。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6）

种种反应都是因人而异的。前文提到的张景中贴出了宣布“急流勇退”的大字报，他说：“一个月更好地使我知道了政治是怎么回事。它比我能想到的要肮脏得多。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一文的作者钱如平（笔名谈论）则表示“宁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给自己人的子弹打死，而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留下了最后的“告别词”是：“我的母亲是人民，我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用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我特别注意的是，最早提出肃反问题与胡风问题的刘奇第，在写了检讨书以后，给谭天荣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在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任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因为情感是永远不能用事实和理论来代替的”。但他仍然谈到了“一些影响我的情感的事实”：“若不检讨，家庭要与我断绝关系，物理念不成了，朋友也不要我了。”他说，正是这些“外界力量”“影响我正视现实”：“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几乎所有的人统统反对我，而我做的这件事情又不是科学工作而是社会活动，这除了说明我错了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他还对谭天荣的某些信念提出质疑：“你说群众同情支持你，现在还不乏其人，这恐怕与事实不符吧”，在“如今我国的情况”下，“工人农民都不但拥护党，而且拥护党的现行政策，来什么变革？谁要我们的小变革？”但谭天荣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接连写了好几张大字报，一再表明：“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救救心灵》）他说：“（过去）我被无形的链子锁住了，今天我摆脱了这条链子，永远地摆脱了。这一来我就满足了。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对于得不到的一切，我绝不强求，对于属于我的一切，我决不放过”（《叫我怎么说好呢？——致5402186》）。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二十二岁不曾有过疲劳”（《第三株毒草》），他显然坚信时间与未来都属于自己。——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人生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否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

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杰，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1998年7月1日—8日写于燕北园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

本文曾收入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一）　《红楼》：“山雨欲来”前的青春歌唱

1957年的第一个早晨，北京大学大餐厅（今大讲堂的原址）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刚刚出版的大型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只见一位衣着淡雅、步态轻盈的女大学生和几位男同学在那里忙碌着。这位女生就是后来以其壮烈之举震撼全国，并终将载入北大史册的林昭，当时她就已经在燕园文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