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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背对着身后喧嚣杂乱的工地，静静地望着盆地中央的天鹅湖。他不敢回头去看那片工地。自从包顺贵杀吃了那只大天鹅，他在夜里梦见从天鹅湖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水，蓝色的湖面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30多个从内蒙农区来的民工，已经在新草场扎下了根。他们神速地为自己修建了坚固的土房。这些常年在牧区打长工和季节工的民工，上上辈是牧区的牧民，上一辈是半农半牧区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民，到了他们这一辈，草场大多开成了贫瘠沙质的农田，土地已养活不了他们，于是他们就像候鸟一样飞到草原上来。他们会讲流利的蒙话和汉话，懂得牧业活又是地道的庄稼汉，对草原远比内地纯农区来的汉人熟悉，对如何就地取材，建造农区生活设施具有特殊的本事。陈阵和杨克每次到湖边给羊群饮完水，就顺便到民工点看看聊聊。杨克发现，由于工程太忙，工期太紧，包顺贵已下了死令，必须赶在雨季之前完成临时库房和药浴池的工程，这些民工看来一时还顾不上湖里的天鹅。

杨克和陈阵这些日子经常讨论中国古代汉族政府实行“屯垦戍边”，“移民实边”，以及清朝后期的“放荒招垦”的政策。这些蚕食草原，挤压游牧的政策竟然一直持续到现在。杨克弄不懂，为什么报纸广播一直在批判赫鲁晓夫滥垦草原，制造大面积的沙漠，给草原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却不制止自己国内的同样行为？而“军垦战歌”在近几年倒是越唱越凶了。杨克没有去东北、新疆等农垦兵团，而最终选择了草原，因为他是看俄罗斯森林草原小说、电影、油画和舞蹈，听俄罗斯森林草原歌曲长大的。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导演、画家、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俄罗斯森林草原的热爱，已经把杨克熏陶成了森林草原“动物”了。他没有想到逃脱了东北新疆的农垦兵团，却还是没有逃脱“农垦”。看来农耕民族垦性难移，不把全国所有的草原垦成沙漠是不会甘心的。

杨克不得不佩服民工的建房本领。他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块平地，可是第二天，一排土房厚厚的墙体已垒到一人多高了。杨克骑马仔细看了几圈，见民工们用两挂大车，从靠近湖边的碱性草滩，用大方铲切挖草泥砖。切挖出来的草泥砖要比长城城砖大一倍，厚一倍。草滩湿地的碱性胶泥呈灰蓝色，黏度极高，泥砖里又长满密密匝匝的草根，整块草泥砖一旦干透，其硬度强度和韧度远远高于“干打垒”。从草滩里切挖草泥砖，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民工修的墙体要比普通墙体厚得多。杨克用马靴踹了踹泥砖墙，感到像钢骨水泥碉堡一样坚固。

民工们拉几车泥砖就可以砌一层，草砖一律草面冲下，泥根冲上，码齐之后用方铲铲平，再码第二层。三拨人马连轴转，只两天工夫，一排土房的墙体就完工了。等墙体干透，就可以上梁盖顶。新草场坡下那一大片绿色的草滩不见了，变成了一片浑泥水塘，又像是一片尚未插秧的水田，布满乱草烂泥，牛马羊去饮水都得绕行。

新草场突然出现了一排土泥房，杨克感到比眼里揉进泥沙还要扎眼。天然美丽的新牧场如果扎上白色的蒙古包，仍然不减天然牧场的美色。可是出现了一排灰色的土房，就像在天鹅湖舞剧布景上，画了一排猪舍土圈那样丑陋。杨克简直无法容忍，他只好向民工头头老王头央求，能不能给土房刷一层白灰，看上去能跟蒙古包的色儿一个样。老王头赖皮赖脸地笑着说，你掏钱买来白灰，我立马就刷。杨克气得干没辙，草原不产白灰，他花钱也买不来。

山坡上的石料坑也越来越具有规模了。蒙古草原普通的山包，只要刨开一两尺薄的草皮沙土碎石，下面就是风化的石片、石板和石块。用杠棒一撬，石材就可取出，根本不需要铁锤钢钎和炸药。七八个民工从洞里到洞外倒运着石料，绿色的山坡出现了三四个巨大的鲜黄色石堆，像一座座石坟。

不几天，工程全面开工，又有20多个民工坐着胶轮大车开进了新草场。车上满载大红大绿，刺目俗气的包裹行李，一些民工的老婆孩子也来了，还抱着几只东北家鹅，大有在此安家落户、扎根草原，新貌变旧颜的架式。杨克痛心地对陈阵抱怨说，这么美的天然牧场，就快要变成东北华北农区脏了吧叽的小村子了，稀有的天鹅湖也快要变成家鹅塘了。陈阵苦着脸回答：人口过剩的民族，活命是头等大事，根本没有多余的营养来喂养艺术细胞。后来杨克探听到，这几拨民工大多来自包顺贵的老家，他恨不得把半个村子都挪到草原上来。

又过了几天，杨克发现几个民工家属在土房前开沟翻地，四条深沟围起十几亩菜园子。不几天，白菜、圆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