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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