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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口无言，不再质问，也不敢再提抓肖华的事了。

陈伯达相当狡猾，当晚他打了个电话，请军委办公厅转到叶帅那里去，说是当天开会，他吃多了安眠药，头脑不清醒，会上讲的话全部收回，一概作废。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在老帅的艰巨斗争下，“大闹京西”之后制定并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挫败了“四人帮”乱军夺权的阴谋。

4．2　“二月逆流”真相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的严重时刻，军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康生还诬蔑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是正流，还是“逆流”？历史是公正无情的。

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几位老帅在不同的会议上，继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1967年2月6日，叶剑英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21日，叶剑英在怀仁堂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

“请地方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说：

“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下午三时，由周总理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的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江青装病没有参加，关锋、戚本禹因通知谈经济问题，没到会）。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对着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前桌子接着说道：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2月16日下午，继续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副总理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的罪行，他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任何一次！”

谭震林义愤填膺，穿上衣服，拿着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吗，我干不了！”“破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总理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喊道：

“不要走，要在这里面斗争！”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生一伙历史上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的罪行。他说：

“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当老帅们连声痛斥残酷虐待老干部的情况时，余秋里也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能行？照这样干法下去，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的法西斯暴行后说：

“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

李先念还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引起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质问康生：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在发表前看过，却当面撒谎，说：“我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