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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习惯，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敢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这些东西他一直保持着，当了总司令，当了委员长也照样没丢。

朱德的母亲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奉献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本色。晚年，朱德曾将母亲从家乡接出来，奉养在身边。可是母亲过不惯外面的生活，她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劳动，劳动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和粮食一样重要。于是她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土地上、纺车旁。直到八十多岁，还时常纺线，临终前仍不辍劳作，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拒任何艰难磨折，这似乎来自一种“遗传”，因为朱德的祖母同样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能干妇女，而且也是直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后来，朱德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她逝世后敬献的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里排行老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帮助哥哥干杂活，又要像个保姆似地照顾下面的弟弟们。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穷人的孩子从来就不过这种日子。在这个佃农家庭里，没有一个人不劳动，劳动与生活一样重要，生活也就是劳动，人们似乎也相信，只有没日没夜地干，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对他们来说，所谓幸福生活，不过就是不至于饿死或冻死。尽管碗里的东西越来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来越破，然而农民们并不在意，有一种宿命观在支配着他们无休无止的劳作。朱德自童年时起就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感到社会“有欠公平”，但是，当时，他和家人一样，相信他们贫苦是因为恶运临头，灾星未退。他们目不识丁，悲观感叹；朱德在儿童时期，对于当时的迷信全部深信无疑。也正是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普遍都有一种信念，即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个男孩子，因为当时的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加上封建时代的中国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垄断，只要熟读《四书》、《五经》，然后经过科举，就可以升官发财，通向官场的大门也就是通向财富的大门，然而对于贫苦的农家子弟来说，通往此门的必由之路就是读书，正所谓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亦有黄金屋”啊！一般农民都无法缴足学费，教育孩子对于他们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是他们超脱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养父正是怀着对读书人的无限崇敬送朱德进私塾学习的。

1982年，朱德进私塾，跟一位姓钟的先生读书。第二年转到丁先生那里读书，丁先生是榜上题过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设在一个有高楼和花园的大院里。在这里两年，朱德刻苦攻读了《诗经》等十几本书。九岁那年，他离开琳琅寨，随伯父和么叔搬到大湾，去席聘三先生家读书。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时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而且有相当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时一语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是一个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学富五车，却不肯报考举人，甚至连一个秀才都不是，从二十几岁起教书，到那时已七十多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白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忆他“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学生一起修完了《四书》、《五经》，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的读史读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边走边向学生谈古说今，对历代贪官污吏和皇亲贵族评头论足，这些评论大多击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开明，他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常对学生们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垒的护卫者，他爱喝酒，酒后放言高论，他常说：“人不做事业就没有什么用”，“要能做事业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仅将学问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学生，他成为朱德新思想的启蒙者。在他的引导下，朱德开始思考寻找道路的问题，他想，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哪一个才点得上，他受“富国强兵”和“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研究科学，一方面立志要弃笔从戎，去做一个军人，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和家人送他出来求学的初衷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