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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嫁一个同我一样的人就行了！”伍若兰说完，“咚”地将一块石子踢进河里。

“和你一样的人是什么人？”朱德靠近伍若兰，忍不住追问。

“起码也是搞革命这一行的”。伍若兰甩了甩齐耳短发，一双大眼如火如炽地投向朱德：“例如象你一样”朱德的心砰然一跳，深情地望着伍若兰说：“小伍！我知道你内心是爱我的。对于你，从你写的那副对联上的字，就知道你能文能武，在我所遇到的女同胞中，数你不错，不过”朱德说到这里突然刹住。伍若兰抬起明亮的双眸，定定望住朱德：

“不过什么呀！是嫌我吗？”

“不，不！若兰，我能有你做妻子，那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跟着我是要吃苦的，天天要行军走路，时时要打仗”

“行军走路、打仗有什么可怕的。”伍若兰显得异常坚定。

“还得准备掉脑壳！”朱德严肃地补充说。

“老朱！我这些问题都想过了，说实在的，从入党那天起，已作了打算，只要为了革命，我什么都舍得。反正，我跟你跟定的！”伍若兰激动地、忘情地扑进了朱德宽阔的怀抱。

“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也顺势紧紧地搂抱着伍若兰。

三天之后的下午，军营中传出话来：部队准备打仗。司令部正在举行军政领导联合作战的部署会议。伍若兰也应邀参加。临散会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突然大声说：“大家稍等一下，听伍若兰讲，朱师长原打算明天结婚，这么一来我们得先吃了喜酒再去打仗。”

“好哇！”全场人积极响应。

朱德将目光投向伍若兰：“那就算作一回事吧，若兰！把你亲手酿的那坛糯米胡子酒抬出来请大家尝尝，再告诉一声伙房，从我薪水里扣一部分钱买点菜来。”伍若兰听了扑哧一笑，绯红着脸跑出门外，忙着张罗去了。

简单而又热烈的婚宴开始了。这是在战斗前夕，婚礼充满了火药味。朱德同伍若兰两人抬着酒坛子，挨个儿给每人碗里斟酒，大家喝着，笑着，一直闹到夕阳衔山，飞鸟归林，才匆匆忙忙各自回去做战前的准备。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女联合会的同志，一个个手捧鲜花，纷纷拥进来，簇拥着朱德和伍若兰朝水东江梁家祠堂的新房走去。房里布置极为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摆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印花格子被，靠窗口边放有一张四方饭桌，桌上一盏油灯，进门的正面墙上，挂着朱德的军用指挥袋。

朱德和伍若兰送走祝贺的人后，回到房里，两个都沉浸在幸福、甜密的爱海里三四个月之后，伍若兰跟随朱德苦练枪法，成为军营里有名的“双枪女将”。1929年，伍若兰为掩护朱德，被敌人抓去，砍头示众。她死于忠贞的爱情，这也是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最崇高的革命炽情。谁说朱德莽莽生涯中没有发生过痛苦的悲剧，不过，他是一个善于将悲痛化为力量的人，阶级仇，民族恨，还有失去心爱之人的切肤之痛，都能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这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3．5　同志·战友·伴侣

1929年3月，朱德在长汀和康克清结婚。当时朱德四十三岁，康克清十七岁，任农民游击队队长，她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被双亲卖作童养媳，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由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她身体强壮，二十五岁时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称号。除了在湖北牺牲的贺龙的妹妹以外，真正指挥过红军的妇女只有她一个人。朱德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之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写他在延安见到康克清时的情景：“她的秀丽，有一双出色的浅褐色的杏仁眼，还有圆圆的脸蛋，端庄的容貌和整齐结实的牙齿。她来看我，和我握手——这是一双我来中国后见过的最结实粗壮的女人之手。她对我非常诚恳，她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体重一百二十磅，但匀称结实，有一种沉着、威严的风度。我觉得她根本不象我所见过的农民，但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农业有着非常出色的了解，她看上去很健康，青铜色的面孔和红色的脸颊擦得放光。我相信她从没穿过女装，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穿这个。险了穿过农家姑娘的长裤以外，她穿的就是军装了。”（《红色中国内幕》）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克清是一个充满男性气概的女性。同样是去过延安的王安娜却有另一种女生特有的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