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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得要命。我梦见一个穿着血淋淋的中国式褂子的人追一个戴着长耳环的赤身露体的女孩子，而我又在后面追这两个人，想用一架没装胶卷的照相机给他们拍照。

长眠不醒　9（1）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阳光灿烂，阴云已经散尽。我醒来的时候，嘴里好像塞着一只驾驶汽车戴的手套。我喝了两±咖啡，看了几张晨报。哪一张报也没有登载阿瑟·格温·盖格先生事件的报道。我正在想法弄平我被雨淋湿的外衣上的褶子，电话铃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地方检察官的侦探长伯尼·奥尔斯；这次我给斯特恩伍德将军办事就是他牵的线。

“怎么样，身体好吗？”他说。从讲话的语调听来，他的觉睡得很好，也没有欠别人许多债。

“我昨天酒喝多了。”我说。

“嘿嘿。”他不很在意地笑了两声，接着又用更为随便的、警察惯用的那种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语气说，“见了斯特恩伍德将军了吗？”

“嗯——哼。”

“替他办了点儿事吗？”

“雨下得太大了。”我回答，如果这也算得上回答的话。

“这一家人好像不是出这件事就是出那件事。他们家哪个人的一辆大别克在里多渔轮码头一带掉进海里去了。”

我使劲握住听筒，差点儿要把它攥碎了。我连呼吸也屏住了。

“一点儿不错，”奥尔斯幸灾乐祸地说，“一辆崭新的、漂亮的别克大轿车让沙子和海水弄得一塌糊涂……啊，我差点儿忘了，车里还有一个人呢。”

我慢慢地往外呼气；我的呼吸好像就悬在我的嘴唇上。“是不是里甘？”我问。

“什么？谁？啊，你说的是他们家的大女儿跟他交上朋友、后来又结了婚的那个私酒贩子。我没见过这个人。他能在那地方搞什么名堂？”

“别说废话了。你说有谁能在那地方找乐子？”

“我哪儿知道，老兄。我要去现场看看。要不要同我跑一趟？”

“好吧。”

“那就快一点儿，”他说，“我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刮了个脸，穿好衣服，随便吃了些早餐，不到一个钟头就到了法院。我乘电梯上了七楼，走到地方检察官下属们办公的一排办公室。奥尔斯的办公室并不比别的房间大，但是他一个人占了一间。办公桌上除了一本记录册、一套廉价的墨水壶和蘸水笔以及他的一顶帽子和一只脚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奥尔斯生得中等身材，μ黄的头发，雪白的眉毛又硬又直。他的目光恬静，牙齿整齐，相貌一点儿也不惊人，但是我凑巧知道他打死过九个人——其中有三个是在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或至少有人认为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

他站起身来，把一扁盒牌子叫“幕间休息”的小雪茄揣在口袋里，嘴里衔着的一支上下摇动着，仰着头仔细打量了我一阵。

“不是里甘，”他说，“我核对过了。里甘是个大个子，同你一般高，比你还重一些。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我什么也没说。

“里甘为什么溜掉了？”奥尔斯问，“你对这件事感兴趣吗？”

“没什么兴趣。”我说。

“如果一个贩运私酒的人同一位阔小姐结了婚，然后又扔掉他的漂亮太太和几百万家私，不辞而别——这件事连我都得动脑筋想想。我猜想你认为这是他家里的一件秘密，不该随便乱说。”

“嗯——哼。”

“好吧，那你就别说了，孩子。我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走到桌子这一边，拍了拍口袋，从桌上拿起帽子来。

“我不是在寻找里甘。”我说。

他把门上了锁，我们走到楼下公用汽车停车场，上了一辆蓝色小轿车。我们驶出日落大道，为了闯红灯偶然响几声警报器。这是一个凉爽的早晨，空气里略微有些寒意，刚好使你觉得生活又单纯又美好，假如你心里没压着什么重东西的话。而我的心却很沉重。

奥尔斯全程只用了三刻钟。三刻钟以后，汽车滑行了一段，在一座褪了色的拱门前边停住。我把腿从车厢里迈出来，我们下了车。一条栈桥从拱门伸向海里，桥两边安着二乘四英寸的白柱子栏杆。一小群人正在栈桥的最外端向海里探望；一个乘摩托车的警官在拱门下边拦着另外一些想到栈桥上去的人。公路两旁停着不少辆汽车，都是些看热闹的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奥尔斯给警官看了看自己的徽章，我们俩走上栈桥，一股刺鼻的鱼腥气味扑鼻而来，一夜大雨并没有使这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