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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曾举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辏Ц胶透锩���恿⑾芘傻牧⒊〕龇ⅲ�岢觥拔拿鞲锩�钡闹髡牛�怠拔拿鞲锩�氩菘芤欤�庇刖藜沂雷濉⒕�绻俪ね�呐�Χ�罂伞！苯勾锓迦春芸毂涣⑾芘扇松焙Α�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廖仲恺眼中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着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地改变了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渐进与革命的争论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革命进行的三个阶段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革命的向前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革命的向前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说：“革命的向前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没有一刻不在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