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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虽说天资颇高喜舞文弄墨,但却身体羸弱,而且,还好杯中物,平时除了饮酒吟诗外,再无养家糊口之力,杨家全靠大家长杨瑞生一人维持。杨将军先为四弟捐了个候补县官,后又荐到曾国荃手下去当了一阵子文书。但不争气的杨懿生却因饮酒过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乡,后竟一命归天,撇下年轻的寡妻李仕和杨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个没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写进家谱里的杨懿生,却成了令人敬仰的伟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里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家伙,是文武双全的天才,而且还是同乡的曾国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见,当世人的盖棺论定历来就不太可信。在伯父的拉扯下长大的杨度,十八岁那年,离湘去北京游学,并一举考中举人。两年后他在京参加了会试,会考期间,他曾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拒绝与甲午战争中的敌国日本议和。落第后,他返回湘潭,师从一代名儒王运(民国元年被袁世凯大总统聘为国史馆馆长),边学武功边读书。七载寒窗,他从恩师苦读经史,也时常跟老师和正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的梁启超辩论学问。这个恃才傲物的湘乡才子,倒也真的诠释了“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为王运一样的当代大儒,而是要做寻求“今日夷务应付之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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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有谁知国士(2)
救亡志士。二十七岁那年早春,他终于不满足在书斋里坐而论道,毅然离开恩师和故土,只身赴日本探求救国之路。在日本,他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当年秋返国,在上海创办《游学译编》,从此开始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生涯。“经济”的本意为“经世济民”,与治理国家意思相同,与今日之“经济”——社会物质生产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清末,国难不已,满族统治者已经痛感人才之匮乏,而正常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为各级政权提供优秀的后备干部,于是,慈禧太后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绕开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晋京直接参加“殿试”——在紫禁城里参加考试。已有“经济”名声的湖南才子杨度,入闱特科考场并不出人意料,让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总督锡良(满人)荐举给朝廷的。清时,湖南与湖北两省的一把手是湖广总督。湖广总督或湖南巡抚、湖南学政等有关省领导没有向皇上推荐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让异地的旗籍蜀督抢了伯乐之功,足见当时满族官吏对国运之关切和对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总在告诉人们:皇权时代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是贪官,人人都昏庸,哪里还顾得上为国分忧与“培养人才”啊!于是,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辉煌无比的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经济特科考试。考题为皇上“钦命”。好一个杨度,从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阅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师”,就是颇有声望的张之洞。张大人那双老而不昏花的眼睛显然盯上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当朝第一汉臣(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重量级的汉官袁世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联名奏保,“候选郎中”杨度才一跃而为中央政府里的四品京官。此后话也。初试成绩发榜下来,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的政敌、当过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数日后,他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杨度等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时,意外听说:参加此次经济特科考试的人员,多系###!这个老瞿,真是“大义灭亲”,他也是湘乡人,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指名道姓地举报梁士诒与杨度与上海的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谕:将梁、杨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仓皇亡命的杨度,哪里会想到,是次远航,不过是自己一生中不断去国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难的“处女航”。再到日本的杨度,却因祸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后又缉捕而名声大噪,那首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的,长诗被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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