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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个座位远的位置上。我要了一杯吉尼斯黑啤酒（Guinness），像喝水一样咕咚一口就喝光了。我逛着机场里的免税店，挑选着白酒、糖果和昂贵的皮革制品。可是我什么也没买。一对爱尔兰老夫妇冲到我面前，老妇人拥抱着我，她的丈夫握了握我的手，对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还请我喝他的银制酒瓶里的威士忌酒。我被这个场面吓了一跳，我先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表达慷慨和赞美，随即我想起自己刚刚参与了一场战争。我敷衍地谢了谢他们，然后提前上了飞机。

最后我们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从圣贝纳迪诺乘车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的路程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沙漠里的这条公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夹道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们。这让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纽约城里胜利游行的场面。载着我们驶过高沙漠区的20辆黄色公交车与之相比简直渺小至极。

人们把廉价啤酒、一瓶瓶的廉价白酒、黄色塑料绸带和旗帜扔进车里。偶尔会有陆战队队员把抢着要上来的妇女抬进车里。那女人会向我们微笑，祝贺我们成为英雄。有时她会亲吻几个陆战队队员的脸颊，接受一个陆战队队员送给她的可以夹在衣服上的V形臂章，并且和颜悦色地拒绝陆战队队员们俗气的，甚至是有点儿粗暴的性爱的召唤与建议。但通常这个好心的甚至具有爱国主义情结的，为自己国家而骄傲的女人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被强行拉到车里的。这时她就会尖叫个不停，直到有个锅盖头礼貌地将她带出缓慢行驶的公交车，让她回到安全的平民世界，才愿意停止尖叫。这种场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开始厌倦起来，开始为自己的身份，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英雄身份而感到失意。

当我们就要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时，克罗克特拉了个越战老兵到我们的车上。这是位坚强的越战退伍军人，很明显多年来一直在这一带的街区奔波，进出于各个越战退伍军人医院。他的两只脚都很脏，连鞋都没有穿。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一件褪了色的来历不明的迷彩服。泪水从他的双眼流下来，流过布满深深皱纹和饱经风霜的脸颊。他的脸就像是一张复杂的沙漠地形图。他好像是喝醉了，不过明显没有平时喝得多。他抓住克罗克特的肩膀，好让自己站稳。然后张开干涸的嘴唇，可是什么也没说。车里突然鸦雀无声。他闭上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对着车里的我们吼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锅盖头们，感谢你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坏蛋。”

胜利归国：喧嚣的背后是什么？（2）

克罗克特扶着老兵，让他回到人群中。虽然兴奋的公民造成的壮观场面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但我还是希望它可以治愈老兵内心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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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孤独与绝望：写下这本书（1）

开往基地的整个长途旅程中，我手里一直捏着脖子上挂着的士兵身份识别牌——这些不是我的，是我从三个死去的伊拉克士兵的脖子上扯下来的。这些识别牌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背包里，在我的地下室里，和我当年参军的制服，我得到的奖章、徽章、绶带还有沙漠地形图放在一起。

偷走这些士兵身份识别牌是一种罪过。有时候我在想那三名死去士兵的家人有没有得到亲人阵亡的消息，或者在巴格达的一堵石墙上，是不是已经将他们列为战争中失踪的人员。或许他们的尸体已经通过牙医记录鉴别出身份，又或许一名伊拉克军队的上尉在战后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得以通知到他们的家人关于他们已经牺牲的消息。可是，这三名伊拉克士兵的家人生活在其父兄生死不明的恐惧中，也许我应该为此负很大的责任。现在当我想到这三个人时，我记起了他们那一张张死灰的脸，想象着他们带着死人的面孔与家人共享野餐的乐趣。如果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他们已然不在了，我感到很抱歉。因为就算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是的，他们死了，我很难过。令我难过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参加战争并活着回家的人，希望留在这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将坏消息散播开来，告诉家乡的人们战争是怎样打响的，为什么打响，是谁在为谁而战。在战争中幸存的人数越多，能够说出这些坏消息的人也就越多。

不幸的是，大多数熬过战争的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留在人间。他们以为自己还活着，是为了能回到自己的家里，能赚大把的钞票，操自己的老婆，成天酗酒，并且能自豪地摇晃着国旗。

这种人散播的都是他们自认为好的消息，有关战争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