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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问杨士琦道：“杏城啊，你觉得如果北洋与民党开战，徐天宝那个什么复兴党会站在哪边呢？”

杨士琦笑道：“依我看，他只会站在自己那边，坐山观虎斗。”

杨度也笑道：“杏城所想，与我不谋而合！”

徐世昌也说道：“我与两位想的一样，如果要战，那么项城你必须速战速决，万不可拖沓。迟则生变~徐天宝这人的雄心壮志不亚于项城~”

“嗯~！”袁世凯又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好吧，俄国人那里让他继续谈，外交部把他送来的条约再细细推敲一下，找出些不痛不痒的小毛病跟他扯扯皮~~一切都要等我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再说。”

陆征祥苦笑着点了点头

1913年4月8日

孙文力主的南方各省独立并且出兵讨伐袁世凯成了泡影，在大部分国民党高层人物看来，在国会即将召开国民党获胜在即的时候，宣布讨伐袁世凯未免有点不合时宜，而大多数当选的国民党议员更是幻想着以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支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地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的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迫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地还有于右任等人，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军事解决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法律解决只能依旧推行下去，但纵使这样，袁世凯也不肯答应。老袁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拖延的手法，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

为此，黄兴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牵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宋案呈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似可不必。”但黄兴恰恰忘了，正是国民党天天将《临时约法》挂在口中，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世凯的逻辑很明确，我这是按照《临时约法》办事，你不是让我尊重约法吗？怎么事到临头，反而又要我破坏约法？无聊的笔战、口水战打了三天，国民党不得不屈服。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只得按常规地法律程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由于上海审判级别较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4月21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赵秉钧在袁世凯地支持下，声称上海方面违反程序，拒不到案。不过，袁世凯也做出了姿态，解除了赵秉钧的总理之职，改由段祺瑞出任。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未能判定，审判一拖再拖，只能再次宣布延期。法律解决似乎也碰壁了。

同时，袁世凯继续运用纯熟的政治手腕为自己赢得积分，袁世凯沉住气有理有节优抚家属，送宋子留学，下令严惩凶手，并表示依法严处，对国民党的声讨、谩骂只是不厌其烦说明罢理。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的模样，从被动变为主动，还赢得第三势力的同情支持。

而国民党这方面，则是一味地的声讨，在公开场合国民党人士说了很多过激的话。如：“推翻”、“流血”，给袁世凯送一个信息，国民党要武力动手。可事实上又迟迟不动手，不但没有争得人民群众和第三势力的同情支持，还弄得打草惊蛇，让袁世凯有了准备。

沸沸扬扬的参众两院选举终于告一段落之后，困扰袁世凯许久的善后大借款也终于敲定，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二十七日的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在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答应借给民国政府两千五百万英镑，年息五厘，期限四十七年；债券以九折出售，扣除百分之六的佣金，等于只有两千一百万英镑；如果再扣掉之前的垫款、各国银行的借款及其偿付各省遣散军队等费用的话，七折八扣之后，实际上袁世凯拿到手的不足一千万英镑，但到期归还本息就要六千七百八十九万英镑了，这笔正常的借款合同居然条件比庚子赔款的还要苛刻。作为合同的担保，“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第一个便是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