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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凑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他们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旱獭一旦染病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獭，他们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集得十几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寄宿客栈。这些客栈简陋之极，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这里门窗紧闭，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全客栈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此时的沙俄在发现疫情后，并没有立即通知清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人道主义的救援措施，而是将约3000劳工关进旧列车的铁皮车厢，很多人活生生地被冻死在里面。劳工的住房用具也被俄国人全部焚毁。尔后，俄国人又先后将一万多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又遭到了日本占领者的阻挠，日本人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难民下车。因此，很多人其实没有死于鼠疫，而是死于寒冷和饥饿。

哈尔滨，死亡人数5693人！

长春，死亡人数5827人！

奉天，死亡人数2579人！

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在人们心头，重重地压着两个恐怖的大字：鼠疫！疫情肆虐之处，百业俱废，民生凋敝，社会经济生活出现全面恐慌。通过史料记载，焦润明记述如下：政府强令关闭了疫区所有戏院、妓馆等娱乐场所，导致优伶“沿街求乞”，妓女“困坐日久，毫无生路”。在奉天，因鼠疫引发了人们的挤兑风潮。在吉林，因交通断绝，致使市面乏货，百姓苦不堪言。在哈尔滨，鼠疫亦影响到大豆等粮食作物的出口。学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课，工矿停工停产也极为普遍。

徐天宝连夜把伍连德从天津的药厂紧急招到奉天，伍连德坐着徐天宝的奔驰专车从天津日夜不停地赶到了新民。一进巡抚衙门，就见巡抚衙门里人人戴着一个大口罩。

徐天宝也不例外，一见到伍连德，徐天宝便急切地问道：“东三省爆发了鼠疫，应该是从旱獭身上传出来的，现在已经死了一万多人，伍大夫有没有信心扑灭疫情？”

这时候，东三省总督锡良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新民，一进门便大声叫道：“伍大夫来了没有，伍大夫来了没有？”

伍连德向锡良行礼，“我就是伍连德，拜见总督大人。”

锡良看了看伍连德，也不客套，便说道：“时间紧急，伍大夫，本官就不和你客套了，要钱、要人、要拆屋子烧房子，你尽快开口，我给你一道手令，谁敢阻拦你，或者托三阻四，看我怎么收拾他。”

徐天宝也说道：“伍大夫，振华公司附属医院有名叫支文秉的大夫，是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另外，还有一些自愿参与和朝廷聘请的外国医生，比如法国医生曼斯莱博士、英国医生嘉森、日本医生守川歆显等。他们会和你一起去灭灾。”

伍连德皱了皱眉头，说道：“帮手多是好，可到时候谁说了算？”

锡良脱口而出，“当然你说了算。有什么事情，有徐抚台扛着，徐抚台扛不住，还有我锡良呢。”

伍连德向二人拱了拱手，说道：“两位大人这么信任我伍连德，那我伍连德只有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了。如鼠疫不灭，我伍连德却不回来。”

为了发现东北大鼠疫的流行根源，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而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是极其简陋的。从医疗技术上说，当时中国通晓西医的人才极为稀少。普通的诊治技术、实验设备更是无从谈起，甚至起码的验尸和解剖实验，都不为法律所允许。从民众来说，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民众对传染病的观念也十分淡薄，更不知如何预防，仍循有旧的生活习惯。因此伍连德等人此次远赴东北疫区，不仅担负着抗击人类第一号烈性传染病的重任，而且要克服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还要用科学的方法与一些固有民俗做顽强抵抗。

通过对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