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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城又转口对杜说：“你在外面有危险，在这里（指监狱）既自由又安全。”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名，莫不踊跃前来。在周扬作了开场白后，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他说完看看周围，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语了。周扬笑了笑，请高再多讲讲，高长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诗人因此将高长虹称为“高起义。”

1941年，在日本的推动下，“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总务部长关口保（日本人）赴青岛与南京汪精卫政府代表周佛海签订蒙宁协议书。德王对汪精卫居于他之上统辖“蒙疆”表示不满。他说：“今天日本人忘了他们许下的帮助蒙古建国的诺言，反而叫我当汪精卫的儿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儿子，但不能做它儿子的儿子。”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将对汉奸进行审判清算。大汉奸褚民谊忽然从苏州监狱内上书蒋介石，说他愿意献出他珍藏多年的宝物，要求赎罪。蒋为慎重起见，特把这件事交与军统办理，经毛人凤指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和沈醉一同去苏州找褚民谊，由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叶沈两人到南京他一个亲戚家中去取宝物。沈醉迫不及待，问究竟是何宝物，褚民谊极端神秘地不肯先说，只再三叮嘱务必认真妥慎办理，因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命与前途，而且认为这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宝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来是孙中山的一副肝脏。因孙先生患肝癌逝世后，医生把他的肝脏切开后用玻璃片密封起来，这件东西不知怎样落到褚民谊手中。结果国民党许多元老对他盗窃孙先生肝脏据为己有，还想以此赎身，极为愤慨，最后仍决定把褚枪决。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关押在楚园，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同牢的孙曜东更认为梁已死到临头，因为有人告诉他：“你看梁鸿志，长着一对‘猪眼’，这种人相书上说过，头要‘过铁’”，即是要被杀头。孙深信不疑，而不知“猪眼”何谓。十年后他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再次入狱，进而发配到安徽的茅岭农场养猪，方才明白“猪眼”是怎么回事，原来猪眼看人是用眼角从下往上“斜挑”着看，与梁鸿志看人情志神似。

抗战胜利后，吴鼎昌为蒋介石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国共和谈之后，双方厉兵秣马。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请愿和平代表团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等赴南京，在下关遭国民党特务毒打。26日，请愿代表团质问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为什么用武力打内战解决问题，吴回答说：“我们也知道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不打，将来又怎么办呢？”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参议会”上回答“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刚走下发言台，只说了一句：“不好。”然后就倒地昏迷了。原来是脑溢血发作，一昏不醒。之后，“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结果这位议长的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听成了“气死”。消息马上传开，说傅校长是被郭国基“气死”的。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爱傅斯年的台大学生们深信此说不谬，于是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后经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方才散去。傅斯年遗体火化后，葬于台大校门右侧一空地，名为“傅园”。

四面树敌

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但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

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在50年代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问他怎么也会成为右派。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