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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后,与天津学生请愿团一起到中央军校见蒋介石,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面红耳赤,老羞成怒,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如此一来,请愿团更加愤怒,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胡适在北大当校长时,学生们闹学潮,到办公室把胡适包围住,胡适说:“你们再不离开,我一个电话打出去,你们就要被捉起来。”
你觉得太闲空,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的性格颇有抵触,郁达夫对她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1932年,潘兰珍与陈独秀吵架回家,她与陈独秀已生活了两年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陈独秀,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陈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陈独秀被捕,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她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陈独秀在狱中,监狱方面不允许其保外就医,而且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他抗议“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辨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辨证法不可开课!”鲁迅说:“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竭力主张轰炸西安城,由于冯玉祥反对,他放弃计划,但仍派飞机去西安城外轰炸,宋美龄害怕蒋介石生命有危险,劝其不进攻西安。但宋一走,何改变主意,继续命令军队向西安进攻。宋愤怒地责问:“何总司令,你怎么又下令进攻了?你这不是存心要谋杀他吗?”何应钦火冒三丈:“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不许你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何应钦戒心日重,他决心用陈诚代替何应钦。何揽权过多,蒋就对他说:“敬之啊,你兼职太多,怕忙不过来吧,我还是保举一人来接替你的军政部长职务吧。”何答道:“不,我忙得过来,忙得过来!”
1943年11月,宪政协进会成立。宪政运动成为上流社会中的清议,如王世杰所期望的,“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高论盈庭,而对现实问题毫无干预能力。黄炎培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
臧克家在余心清家遇到一个老人,肥胖的身子要把藤椅冲破。余介绍说:“这是李烈钧先生。”臧对这个民国元老、赫赫有名的将帅说:“久仰了。”余为老人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先生。”李双眼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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