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3/4 页)

品珍一度占上风，唐多次电催赵世铭第五旅反攻。赵世铭回电说：“世铭一生部下，两次师生，虽肝脑涂地，都不足以报知遇之恩。无如风雨连绵，道路泥泞，寸步维艰，奈何。”赵曾歌颂唐继尧说：“唐会泽之心思，岳鄂王之心思也；唐会泽之事业，岳鄂王之事业也。”

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后，真实身份没有暴露。他托汪孟邹设法营救。汪找胡适，胡适说：“独秀之子，我一定营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请蒋介石的大红人吴稚晖出面说情，如此陈延年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吴随即给杨虎发去贺电：“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因此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痛心疾首，一直到后来，只要一提起陈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1928年，张静江任浙江主席后，住湖滨“来音小筑”。一天张和他的姻亲周觉言语冲突，相互拍案大骂，说：“大家都是阊门（苏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气活现。你有什么本领，还不是亮见亮！”

塘沽协定后，黄郛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各方头面人物，席间黄郛得意之余，大谈其秦桧，说：“人们都说秦桧不好，其实如果没有秦桧的议和，南宋就不一定还有一百六十年的天下。”

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和战皆好

陶希圣为人阴沉，善于察言观色。人们将其归入无行文人之列，他“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国共都骂。”

1932年初，有一个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杨周熙（时在军政部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蒋介石看。蒋交康泽审查，并考核作者。康泽把杨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杨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向蒋介石呈复，说杨投机。蒋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改为“复兴运动”，内容照旧。

1932年，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国，想进商务印书馆，张反对，称：“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1932年夏，刘湘在渝召集二十一军管区教育会议，由刘主持，致词大要为“我统一四海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

戴季陶做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唯才是举，给人以“天下人才尽入彀中”之感。有一次，因一已达分数线的学生没有被录取，戴在国民会议上要求从严处分自己，蒋介石无奈只有罚扣其薪金三个月。

1934年，由熊式辉和杨永泰提议，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宣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时人有嘲讽此事者，撰对联为：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意“忘八”）；下联：忠孝仁爱礼义廉（意“无耻”）。

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召集各方势力会谈，以期尽快建立政权。王克敏和梁鸿志都对日本方面负有借着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故意延宕汪伪政权建成的使命，王在每次会谈如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铁路的管辖权等等问题时，都与汪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账。”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60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因此极端痛恨王克敏。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对社内一切措施，实行高度的压迫和剥削。以艰苦抗战作口实对职工采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时间，严定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