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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第十四

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

王照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孙家鼐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康有为有《草堂示诸子》诗云：“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1907年，陕西留学生党松年等人在东京创办《秦陇》杂志，请张凤翙写稿，张说，“你们这些醋桶子用笔杆子革命，我们军人革命，要用枪杆子。”一笑了之。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林纾曾说：“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新文化运动时，柳亚子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在一首诗中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饭的政客，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陈光甫说：“天地间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上天不负苦心人，为社会服务，利在其中矣。”

做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

林长民说：“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鲁迅批评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他说，“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

许春草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则出命，“我出命”。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顾维钧曾反复阐述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否定全胜论。顾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不顾。”

恽代英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同事，被捕后，蒋劝降不成就将其杀害。恽坦然处之，他在狱中写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