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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太傅负气，唐安唯有卑词央求。然而一无效果。不久，治粟内史，应召而来。官卑职微的唐安只好退了出来。自然，他还要探探动静。

“淳于意可是做过太仓令？”唐安听得太傅在问。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治粟内史说：“不知太傅因何动问？”

“此人居官时可有劣迹？”

“没有！”治粟内文答得十分响亮，“齐国的太仓令。前后换了九个人，独数淳于意最清廉，粒米不入私囊。”

太傅没再作声。唐安只听得室内有人蹀躞着，想是太傅还在沉吟——这不是个好征兆，看来太傅还不肯轻易饶放，正思索着如何加罪于人！

果然，唐安听得太傅突然发问：“淳于意一会儿在临淄，一会儿在阳虚，他的户籍，到底设在何处？”

“这要查了簿书才知道。”

“立刻查了来告诉我。”

“簿书浩繁，只怕一时查不出结果。”

“那么，你说，要多少时间才能查清楚？”太傅的声音显得不耐烦了。

“我叫人尽快去查。明天来陈告太傅。”说完，治粟内史告辞而去。

唐安心内忧疑，虽知太傅要查淳于意的户簿，决非善意，但却想不透他的作用何在？事关师门祸福，唐安出了王府便立即赶到宋邑那里，闭门密谈。

听了唐安的陈述，宋邑倒是一下就想到了：“那自然是要查老师可曾逃欠赋税？”

“不错，不错！”唐安拿手指敲敲自己的头说：“显而易见的事，我竟未想到。”

“倘或太傅的用意，真是要想在这上面挑老师的毛病，那可是徒劳无功的事，老师奉公守法，决不会欠赋不完。”

“话是不错。”唐安因为亲见太傅的怨毒，便不似宋邑那等放心，“就怕有心罗织，防不胜防！”

“堂堂太傅，年高德劭，也会故意罗织罪名，陷害好人吗？”宋邑讶然相问。

这话叫唐安很难回答。亲身见闻，感受不同，这件事非常理可测度，要怎样才能跟宋邑说得明白呢？他这样想着，内心万分焦灼，竟有些坐立不安了。

这外表的神态，宋邑是看得很清楚的，若非事态严重唐安不会如此，于是他心里也发了慌，低声问道：“可有什么方法替老师兔祸？倘要钱，我来设法。”

他的意思要是行贿。唐安摇摇头答道：“太傅的态度如此，谁敢纳贿徇私。不过，”唐安忽然有了主意，“钱，还是有用的。我们赶紧设法去查一查，倘或老师在临淄的那几年，有积欠未完的‘算’赋‘更’钱，替他完了，这倒是釜底抽薪之计。”

谈了半天，总算谈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宋邑深以为然，并且自告奋勇，愿为老师奔走。他是临淄的土著，熟悉的人多，所以很顺利地就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这个人姓胡，是临淄南乡的“啬夫”……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的“啬夫”，管诉讼与赋税。淳于意在齐国作官，以及后来从阳庆学医的那些年，家佐临淄南乡，因此要了解淳于意是否欠了赋税，非找这个胡啬夫不可。

听宋邑道明来意，胡啬夫笑了，“巧得很！刚刚治粟内史也派了人来查仓公的户簿。喏，”他指着置在屋角的一大堆簿书说：“都在这里。你自己去看，还是我告诉你吧！”

“仓公原筹淳于，十九岁迁到临淄，三十二岁迁到阳虚。前后在临淄住了十四年。”

“可曾欠赋？”

“仓公怎会欠赋！”

这话使宋邑觉得安慰，但是，“总还是麻烦你查一查，弄个确实的好。”他谦抑地致歉：“有渎清神，万分感激。”

宋邑替这个胡啬夫看过病，与一般的交情不同。所以查起来虽很费事，胡啬夫还是欣然照办。

首先要查“算”赋。这是论人头计算的丁口赋，自十五出赋，到五十六岁为止，无分贫富，男女一律、每人每年纳赋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贾人奴婢加倍。未成年的，自七岁到了十四岁纳“口”赋，每年每口二十钱。淳于意在缇萦四岁那年，就已移居阳虚，但又在临淄纳了四年赋，直到他三十二岁决心久住阳虚为止，逐年清查，一铢不少。

“还有什么？”胡啬夫又问。

“还有‘更’钱”

“那不须查得的。若是未曾‘践更’，当年就不得过。”

“为期确实，还是查一查的好。”

“那也方便。”

“更戍”只是淳于意一个人的事，查起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