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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联合起来，以暂时弥补起西方的分裂。

然而，决定不改变美国的战略，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采取行动。肯尼迪开始更恳切地争取更多的欧洲人，对他们希望在东西方和核武器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表示同情，并对西德人给予特别的关注。他知道历史将乐于看到法国和德国和解，所以他拒绝了所有要他迫使阿登纳在美法之间作出抉择或迫使他延期批准新的法德友好条约的建议。但是他确曾鼓励波恩采取使戴高乐很狼狈的做法，即在批准该条约的同时加上一段序言，重申德国对北约组织和大西洋团结的保证。

同时，他还着手进行多边核力量的谈判，向法国和一支最终要建立起来的全欧核力量敞开大门。这支全欧核力量将得到美国的援助，但并不受美国的限制，这一点体现在建立一个由两方（美国和欧洲）组成的西方核理事会上面。1963年5月召开的北约组织会议组成了一支盟国核力量（不是多边核力量，而是指一些英国轰炸机和五艘美国“北极星”潜艇，它们由北约司令部指挥，但同时仍保留在其本国的编制之内）。他还作出安排，使欧洲的军事官员更为全面和更为平等地在奥马哈战略空军总部参与拟定核目标的工作。肯尼迪还设法加强美元地位以应付更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并且根据扩大贸易法推动关税谈判。他还推动货币改革的磋商和建立大西洋两岸联系所采取的其他微小而坚定的步骤。进展是缓慢的，但是在一个改变世界政治建筑的基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美国是能保持耐心的。他感到这种长期的演变是不可逆转的。

肯尼迪给戴高乐的最有力、最成功的答复——一件他险些准备取消的事——就是1963年6月他的西欧、特别是西德之行。他受到的热烈欢呼，甚至是戴高乐上次成功的访问中都未曾有过的。总统在抵达波恩机场时，立即就他此行的目的作了简括的叙述：

我在“大联盟”的存亡关头远涉大西洋，行程约达三千五百英里。我们的团结是在危急的时刻铸成的；它在和平的年代里也必须保持下去。……现在，我们两国和所有其他盟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都互相有所依赖。……

我在贵国停留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但是……只要你们需要美国呆在欧洲大陆上，美国就将呆在这里；我们的部队和我们所承担的义务都将继续保持，因为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你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而对你们领土的任何进犯也就是对我们领土的进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感情，在我们走向和平或是走向战争的道路上，我们的命运完全是一致的。

两天以后，在法兰克福德国第一届议会的诞生地——具有历史意义的保罗大教堂——肯尼迪在他担任总统以后最精心推敲的演说之一中，阐述了大西洋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他说，西方盟国不仅面临着共同的军事问题，而且面临着类似的国内经济问题。它们不仅被危险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试图控制欧洲的决策机构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宁可看着欧洲分裂和削弱，以便美国逐个地对付它们。与此相反，我们瞩望于一个统一、强大、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和以一个共同的意志行动的欧洲，一个能够以完全平等的伙伴身份解决世界问题的世界强国。美国将冒着自己的城市遭受破坏的危险来保卫你们的城市，因为我们需要以你们的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凡是怀疑我们的保证或否认美国与欧洲不可分割的人，凡是想把欧洲同美国分割开来，或者在盟国之间搞分裂的人，只能使那些与我们为敌和唯恐西方不乱的人，得到好处和感到舒服。

肯尼迪通过欧洲电视台向西德和意大利各地重申了这些信念，他在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同英国的麦克米伦进行的一些颇具成效的私人会谈中也重申了这些信念，所以下一周他离开欧洲大陆时确信——根据市民，领导人和新闻界的反应——“我们承担的义务及其持久性已经得到了理解。”

同世界其他领导人的接触

在肯尼迪执政的第一年里，他平均每周亲自会见一个以上外国政府的首脑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后他也常常这样做。他出国访问过十一个外国政府首脑，并在白宫接待过五十多位总统、总理、首相和王公贵族等。他对每次会晤都作好准备——无论是会见法国总统还是多哥总统——探讨关于别国的全部现有的资料，包括其政治、人物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他凭记忆列举出当地的统计数字，引用他们的著作或历史方面的材料也不带记录本，这使他的东道主和来访者得到深刻的印象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