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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把所有税率一概增加百分之二，或是把每人所缴纳的税按比例增加7。5％——的主意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办法应用到个人和公司方面，则只打算实行一年的时间。

总统很喜欢这项办法，认为它是要求所有美国人和应召人伍的军人一起，共同分担危机所带来的责任的手段。司法部长很喜欢它，认为它是对那些自问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的人的一项答复。外交政策制定人也很喜欢它，认为它明确表达了美国人的决心。狄龙部长虽然有一点勉强，起先却也很喜欢它，认为它是走向平衡预算这一原则的一个步骤。参议院领袖曼斯菲尔德很喜欢它——他对总统说，这“在政策上是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同时认为没有理由把它限制为一年。只有经济顾问们反对增税，他们认为要使经济稳定增长，税收已经太高了。由于他们不参加讨论柏林危机的会议，我答应代表他们在会上发言。

我们第一种意见认为，关于会发生抢购的威胁的说法，是言过其实的——经济方面相当萧条而商品供应又很充足，可以吸收消费方面的这一小小的增长——万一出现紧急情况，那就只要总统行使增加税收之权就解决问题了。但是这种主张遭到驳斥，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第二种意见是，指出所提出的增税在1962年1月1日以前不会生效——增税的收入有一半以上不会在使用这笔新费用的1962年财政年度内兑现，而要在1963年财政年度内才能获得——并且总统只要咎允，如果（仅仅是如果）他不能提出一份平衡的1963年度财政预算的话，他才提出在第二年1月增税的提议。虽然这样做会使我们在下一年编制财政预算时受到限制，但这却比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增税要好得多，因为我们决心不顾一切想出各种办法来使这份预算显得是平衡的，并放弃了征收新税的一切想法。我们还指出，总统可以向国会强调那些要求国民作出牺牲的许多提案被国会搁置的情况，其中包括提高邮资，杜绝逃税和由企业预扣股息所得税等。这时，狄龙部长出面赞同这一意见，总统则勉强同意了，因为有人指责他在作了响当当的就职演说后，没有就要求国民作出自我牺牲的问题发出过具体的号召，他对这种指责仍然很敏感。

这时候，反对派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作为要国民作出自我牺牲的一种办法，为什么不从国内预算的新开支项目中，扣除掉一笔相当于新增加的国防费的金额呢？这个办法最初也获得总统的赞同。但是我们这时在内阁中某些“内政”官员的支持下争辩说，这种做法将意味着共和党一贯的说法——我们无法做到“既要大炮又要黄油”——是对的了。这将证实他们的怀疑，认为我们并不需要我们所要求的全部款项；这将破坏我们自己的主张，即说我们国内经济、卫生和教育的实力是我们海外实力的支柱；这将开创一个先例，使反对这些内政计划的人经常能以某种紧急事态为借口进行攻击；而且它实际上将使赫鲁晓夫能够判断我们国内预算的规模和我们经济复苏的强度。此外，总统拒绝接受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部分原因不正是由于那笔额外的国防费用将取代这个计划所占的位置吗？

始终存在的问题

结果，总统站到了我们一边。他认识到他在经济方面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呆滞局面，这种局面提出的问题比单从衰退走向复苏具有更加严重和更加长期的性质。就某种意义来说，他所遇到的问题同三十年以前罗斯福所遇到的问题很相象。在三十年代，寻找工作的人面临着就业机会特别少的局面。在六十年代，潜在工人的人数特别高，远远超出了可提供的就业机会。除非经济增长得很快，足以象人力资源的增长那样迅速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来，否则就不可能结束衰退的反复出现，甚至在繁荣阶段中也会出现较高的失业现象。从1947年到1962年，民间劳动力增加了近一千二百万男女，而就业的机会只增加了一千万个位置。总统说，结果，按照愿意工作而不能找到全日工作的人来计算，即使在繁荣的年代里我们损失的工作时数也要达到“惊人的十亿个工作日，等于全国整整三个星期完全停止生产、服务和发薪。”

在白人熟练工人的失业人数降低了以后，非熟练工人、黑人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失业人数仍然很高。在新兴工业部门和服务性行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以后，老的工业部门如煤炭、纺织、铁路和其他部门的就业机会却减少了。经济学家把这种失业现象大半称为“结构性失业”，悲观主义者则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每次衰退之后，情况总是变得更糟。

约翰·肯尼迪的富有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