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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那个小伙子长谈了一次。母亲从自己的经历讲起，告诉小伙子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鼓励他要乐观豁达。经过我母亲一番触及灵魂的教育，小伙子豁然开朗，情绪稳定下来，平静地接受了手术治疗。但是遗憾的是，那个小伙子脑瘤已经扩散，没有能够活下来。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六、离开银行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在银行里干事了。当时一个月只挣九百多块钱工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恰在此时，行里又给职工每人做了两套工作服，并根据计财处贾长的建议为此扣一千元工资，平均每月扣二百块。这样，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钱以后只剩下了七百多块。幸亏当时没孩子，自己生活比较节俭，妻子单位收入也不错，才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终没有什么积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职工，却已经明显地感到生活的艰难。

一九九八年底，行里新的办公大楼落成。大楼里的装饰豪华无比：地上铺的不是瓷砖，都是从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个一千多平米的大厅里，石头的纹理都不乱。行长办公室是个宽大的套间，外间大约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铺着昂贵的纯毛地毯；装饰着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全铜架的立式地球仪。阳台足有一百平米；办公室的里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里面的全部家具都是进口的欧式雕花古典风格；在矮柜上，摆放着一台四十二英寸的进口液晶屏幕电视。行长新办公楼落成仪式上自豪地说：全体职工都应该为这栋大楼自豪！是的，行长当然是有资格自豪的，因为我估计就算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也未必有这个办公室豪华。由于这座大楼造价太高，引来了各式各样“检查组”、“审查团”、“审计小分队”走马灯般进驻我们行。本以为他们能查出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发现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一次刚刚被提拔为审计处长的吴处长无意中说了一句：今年为应付审计，光招待费就花了一百多万。

虽然办公楼盖得如皇宫一般豪华，但行长却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本色。一九九八年九月向总行高级评委会申报高级职称时，因为那申报材料表格设计得很复杂，我就用B4复印纸做了相关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给分行中级评委会十八委员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页。按照惯例我先牛行长呈报。不料行长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说道：“怎么用这么大的纸？还有没有节约观念？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业也得让你们败完！”接着，他给我指出了应该怎样节约：“拿回去，用A4的纸重新做！”我战战兢兢地领命，回到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才又把这些评审材料用A4纸重新弄了十八套，并把原来弄好的那些统统丢进了碎纸机。这次行长很满意。后来我把材料发给廉书记时，跟他说了这件事。廉书记略微沉吟一下说道：“用B4的纸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唉，以后注意吧。”

那次评审结束后，我把各位评委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准备申报给总行高级评委会评选。当我把名单呈报给行长过目时，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于是他掏出笔，划掉了八个他不喜欢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个人。然后，对我说就按他修改后的结果上报。当时我心想，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大家都指望着行里能发点奖金弥补一下自己生活的亏空。一天下午，行长召集贾处长和申处长在人事处办公室开会讨论年终奖问题，当时我坐在离他们不远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听行长说：近来审计署对我们查得很紧，今年过年就少发点钱，免得引起审计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谁知贾处长赶紧插话说：按人平一千计算的话，光机关就要七十万，也是笔不小的数字，最好只发五百元，总额三十多万就不算啥了。行长听后点头称是。这次，申处长很难得地为职工说了句话：“五百块太少了吧。这几年职工收入下降很厉害，据我了解，很多职工扣了行服钱以后一个月只剩了六百多块，过年就多发一点吧。”这时，我猛然听到行长一声尖叫：“五百块还嫌少？比下岗工人强多了！就这么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给！”就这样，我们心灰意冷地领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终奖金：五张“蓝精灵”。

一九九九年五月，国务院成立了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和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其人员多半从银行中招募。当时我听说银行的组织机构要有重大变动，想着与其在这里喝西北风、被人扒来扒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