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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教育科：职工教育；老干科：老干部工作。干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门，由处长助理亲自挂帅。我被分到干部科的岗位，可见组织上对我的器重。我当然也受宠若惊，更加勤勤恳恳，也博得了处里同事和领导们的一致肯定。终于有一天，处长亲自带我到行长那里，对他介绍我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决定正式调了。行长大人傲慢地瞟了我一眼，说：好，你就看着办吧。

这样在借调几个月以后我正式来到了人事处，不过仍然借住在A支行的集体宿舍里。回去办理调动手续时，A支行人事科长对我说，以前你在时对你照顾不周，得罪了，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没有啊，组织上对我一直挺照顾的。人事科长又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这里帮忙的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我说，也没什么困难，都挺好的。

到人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年底到了，全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干部职工考核。根据总行文件的要求，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制作了一份长达二十多页的考核细则。这个“细则”确实名副其实，甚至细致到连谁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实行服每个人只有一套，天天穿着岂不要穿成叫花子的衣服了？当然，最后这些“细则”根本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无法执行。作为变通，考核就依据五个“纲”来进行，这五条“纲”也很耐人寻味：第一条“纲”就是“是否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啦，大家都热爱，都拥护，都坚持。这样空泛的“纲”的结果就是一团和气。考核结果分成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第一次上报结果是：“优秀”的占到32％，“称职”的占到67％，“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合计占不到1％。其中有个县支行，连续几年发生大案，一百万人口的大县、二百多号职工，存款余额还不足一个亿，可是居然全部“称职”，还有30％的“优秀”。处长一看非常恼火，打电话把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训了一顿。结果又报上来了新结果——变戏法般地变出了16个“不称职”！后来处长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专门发了通知：“优秀”不得高于15％，“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合计不得低于3％。这个“比例限制”虽然是不得已为之，但总是让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时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我们处长姓廉，当时四十来岁，瘦高瘦高的。廉处长身体很不好，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还患有其他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经常一边住院一边上班。后来曾经有人写匿名信诬告廉处长喜欢找小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廉处长听了以后淡然一笑：“说我找小姐，喝醉酒，那实在是抬举我了，我倒是真的想喝醉一回看看，但我也得有这个身体呀。”　应当说，廉处长在我见过的干部中还算是很不错的——至少根据我的观察是如此。廉处长家住得比较远，于是行长专门配给他一部奥迪轿车。但是他不坐，每天坚持挤公共汽车，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三个多月才好。另外也不喜欢收礼，很多次看见他把拿着礼包的行贿者赶出办公室。也从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类的名堂。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干部体制中是无能为力的，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后全行系统又搞职称评聘。各个二级分行、支行报来一大堆材料。根据上面的文件精神，职称聘任的原则是“择优聘任，宁缺毋滥”，可是这些人与我从来都未曾谋面，更谈不上了解，我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是否“优秀”呢？只好面对一大堆自我表扬的材料来筛选；至于“宁缺毋滥”，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为职称问题本来就是直接与住房、工资挂钩的，向来都是一个敏感问题，经常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如果我胆敢“宁缺毋滥”，那大家不得把我这毛头小子撕成碎片不可？所以这个原则事实上是不可能被执行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客观的尺度来进行衡量，于是根据总行下发的相关文件依据学历、工作年限、论文数量等等几项指标编辑了一个打分标准，再依据标准来进行排序。至于这个“标准”是否完全客观公正，那只有天知道啦。不过这种方法倒是有一个好处：公开，你是几斤几两昭然若揭，在指标面前人人平等，于是避免了以往评职称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曾经有没评上的找上门来，我把打分表给他一看，他心悦诚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诉他，回去想办法多发表几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他很是感激，怒气冲冲地来，高高兴兴地走，临走还向我道谢。廉处长和赵助理很高兴，说我是“非常圆满地解决了职称聘任中的矛盾”，“实现了职称聘任工作的新突破”，还号召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