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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这帮无法无天的家伙连乘警都不怕，还把乘警给绑了起来。列车长听说这事，指示火车司机把列车停到孟塬车站后，通知了车站方面，车站又通知了铁Z局。

竟然敢在“铁老大”的地盘上撒野，这还了得！铁Z局掌握实权的造反派大怒，立即召集了一两千人，将列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几十个工人上车搜查那几个流氓红卫兵。几个肇事的红卫兵一看这个架势知道不妙，连忙翻车窗想跑。可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跑得了，大部分当场被抓，只有一个跳下车窗后趴在车底铁轨上。几个坏小子被抓住以后一清点，少了一个，于是又全车厢里大搜索。我父亲则带着几个工人查看车下。偶然往车下一瞅，发现火车轮子后面藏着一个人，于是这小子也被抓了出来。然后，又从这几个坏小子身上搜出钢鞭、匕首、军刺、手铐等凶器。列车长向工人们道过谢以后，列车又前行了，留下这几个坏小子由工人审讯。先开始几个小家伙嘴还挺硬，骂骂咧咧的。于是，工人们把他们用电动葫芦吊起来，又用钢鞭抽打，把这几个原本不可一世的坏小子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吊了两天，一看他们已经快没气了，这才放他们走。

一九六七年冬天，单位还组织工人们到陕西省华阴县参加了一次公审大会，当场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有一个政治犯和几个刑事犯。公审大会是那个时代惯用的政治手段，以起到杀鸡骇猴的奇效。听宣布判决时，我父亲得知那个政治犯是原孟塬收容站站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鲜（「注」据说此人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朝鲜也因为跟苏联关系比较密切而被称作“朝修”，因此这个人对朝鲜人说，自己想去苏联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朝鲜人把他的话做了笔录，连人带笔录一齐送回来了，以“叛国罪”论处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就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夹着他的舌头，由一个解放军牵着。类似处决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后来张志新处决前则被割了气管。以前的革命烈士被反动派枪毙时还能喊两句口号，可文革时期的政治犯们，却连喊口号的权利也没了，还要犯人亲属交纳“子弹费”。其他刑事犯则没有铁夹子夹舌头的“殊荣”。后来不久，父亲工地附近村子镇阳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因为刚在学校学会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陕西的农民非常穷，但民风淳朴，农民老实、厚道。在孟塬工地不远，有一个小小的洗染店，有一些单身工人就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来二往就和店里的人混熟悉了。这个洗染店里有一个老师傅，姓张，当时背上总是戴着写着“小业主”三个字的布条。张师傅原本是这个洗染店的老板，穷苦人出身，抗战时在国军部队里当马夫。日本人打洛阳时，他在战场上给长官看马，眼见着一发炮弹打来，离自己百步开外爆炸；第二发炮弹又近了一点，第三发更近一点。老张一看，坏了，再有一发就轮到自己了。于是他撒开脚丫子就跑，刚跑了几步，一发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的那个位置，长官的马全被炸死了。后来他们部队深夜里在麦田中行军，老张猫着腰走着走着，一扒拉开麦子，和几个也在摸索着前进的日本兵正好脸对脸。老张吓得大叫一声，扭脸就跑；那几个日本兵也吓得往后跑了几步，然后就打起枪来。就这么着，老张的部队被打散了，老张自己辗转流落到了孟塬，开了间小小的洗染店，又找了个媳妇。解放后，老张的洗染店被公私合营，老张也继续留在里面当职工。老张人很豁达，因此尽管当时每天都背着“小业主”的白布条子，但依旧谈笑风生，声如洪钟。

有一天傍晚，工地来了一车皮开山洞用的梯恩梯炸药。火车停在车站里，领导认为很不安全，于是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夜装卸。可是工人里党员、团员不多，人手不够，于是就让积极分子也去，后来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后出身富农的也叫去了。到最后，工棚里只剩下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三个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里没有电灯，只有外面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三个人谁也没有睡觉，但谁也不吭声……成分不好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贱民、就是中国的“首陀罗”和犹太人。“出身”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人的心头，让人窒息，让人随时感觉自己是个异类。

当时单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人，平素里大大咧咧的。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一本《林彪语录》少了一页，竟然被人给汇报了。造反派审问她，她也说不清楚。当时，有个跟她不对的人私下向造反派诬告，说看见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