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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鸡血”，街道两边到处挂满“注射鸡血”的红十字牌子。远处的居民区和工业区，则因为大面积长时期的停电，一片漆黑中亮着星星点点的微弱烛光，如同坟场的荧荧鬼火。

我们家住在郑州市黄河路，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停开，全市大部分地区天天停电，加上市面混乱，流氓猖獗、武斗频繁，我父亲怕中暗枪流弹，晚上不敢回家。于是他在站前广场上弄了点小吃以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长椅子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七、批斗常香玉

家里确实是这个纷纷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尽管外面风云变幻，但父亲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看书、睡觉，兴致来了就喝两口小酒。当时单位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租了间房子当办事处，每个月头父亲他们都到单位办事处领工资，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就这么着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以后，有父亲的郑州籍工友王××来找父亲，二人约好去街上看看热闹。

二人刚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孩子，突然停到一个正在走路的中年妇女面前，指着那女人喊道：“我看见她撕了毛主席像！”　那些原本在大街上好好走着的素不相识的行人，一听此言顿时如同被施了魔法一样，朝那妇女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打得她躺在地上口吐鲜血，一边求饶一边哭着申辩：“我没有，我没有啊……”打累了以后，中邪的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四散而去。那个妇女在地上躺了半天，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墙慢慢远去了。我父亲转身再找那个可恶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烧书，各种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父亲爱看书，于是挤过去看到底要烧什么毒草，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是莫名其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拎着个塑料桶往书上倒汽油，另一个则点燃个纸捻子扔在书堆上。顿时烈焰熊熊，人类进步的阶梯化做缕缕青烟。旁边则是砸唱片、摔瓷器、烧油画的，随着此起彼伏的“砰、砰”、“咔、咔”的响声，无数珍贵的艺术品成为一堆废物。

又往前走了一会，碰到了造反派押着天主教徒、修女游街。郑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穷人，平日里以养奶牛为生，按理说也都是劳苦大众。此时的造反派让他们牵着自己的奶牛示众，还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四个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个单位门前时，已经快中午了。恰好里面由造反派押出来一批专政对象，脖子上挂着木牌。时值一九六七年盛夏时节，毒辣的阳光把柏油马路都晒软了，那些专政对象就赤着脚在烤得烫人的柏油路上走着。其中一个三十来岁、女干部模样的人，身上被人糊满了报纸做的盔甲，胸前挂着两只破鞋。

等到父亲他们俩走到郑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河南省人民剧院门口时，看到门前人山人海。驻足抬头一看，竟然是在批斗著名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陈宪章。造反派让他们两口子站在剧院门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剧院建于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筑风格，门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顶上是个平台），两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两米高，没办法戴稳，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写：“大戏霸常香玉”，陈宪章胸前木牌则写着：“反革命分子陈宪章”。楼下，造反派正忙着焚烧常香玉的戏装、行头。今天的那些廉价戏装，多半是用尼龙绸、塑料片、塑料球制成的；但以前的戏装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丝绸，上面闪闪发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细的金线，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价格十分昂贵。那些做工精细的蟒袍、凤冠、乌纱帽等东西付之一炬，实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老百姓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的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时已经时值下午，天气太热，父亲他们二人肚子也饿了，于是又回家去。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