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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有海道性质的集团劫掠行为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继朱纨之后于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委派山东巡抚王抒（此字应为竖心旁）为浙江巡抚兼福泉道，提督军务。王抒启用了镇压走马溪私番被诬仍囚系于闽狱达4年之久的名将卢镗和驻守广东琼州的右参将俞大酋。

奉王抒之命，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参将俞大酋和汤克宽分为两哨：俞氏由列表门正面进攻，汤氏由西后门出击，防其奔逸。王直以逸待劳，攻守随意。第一次余氏攻击未果。硬攻不行，只得智取。恰好有两士兵有罪当斩，主动向俞大酋请命赎死，前往烧毁王直营寨。据载两士卒渡海翻山，昼伏夜行，潜入营寨，当时夜近四鼓，寨内人困剧而睡，二士卒便点燃其火药库，于是火药横发，群寨俱燃。当时俞大酋看见火焰冲天，遂命舟师齐进。王直由于防备疏失，为人所乘，遂率精锐突围而出，暂泊马迹潭，收集余众。王直原曾天真地以为浙江的海道官员恒久地把他作为维持海面秩序的助手，而王抒的行动则使他的这一幻想彻底破灭，王直感叹云：“此皆赤心补报，诸司俱许录功申奏，何反诬引罪逆及于一家？”由于在大陆沿海无法活动，便只得到异域日本开拓据点了。好在与日本私商的贸易一直在进行着，而此时日本各诸侯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为他提供了栖留的良好条件。

王直讲义气，重信用，慷慨好施，因而广泛博得日本人的信任和推崇。王直在平户岛定居后，以此作为基地，收聚反明势力，并利用日本浪人，运筹帷幄，一次次向闽、浙、南直等沿海地区发动攻击。同时秘密同中国沿海地区贸易，这得到了当时肥前平户的藩主松浦隆信的庇护和主持。据《大曲记》载：“道可（松浦隆信）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王直）的大唐人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嘉靖三十一年左右王抒有段大唐街的记述：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

王直虽身在倭国，但和内地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甚至可说是亲密，正如王抒所云：“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这种感情已不能简单地用图利来解释，王直已与内地居民在长期的贸易中，互相讲求信义，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开市通商已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一目了然。

可以说在王直退避日本之前，明朝的官方文书还把他们称为海寇，倭寇一词并不多见。但在嘉靖三十二年烈表山被破之后，倭寇一词就屡屡出现在朝廷的奏折中，可见所谓的倭寇扰民其实就是王直对明朝政府背信弃义的报复。之所以打扮成倭的形式出现，是想以此为掩饰，转移人们的视线，这样其在大陆的家属和族亲可常保无事、免受牵连。因此，他们尽量把自己的发式装扮成日本人的模样，以便和称谓一致。正如有人说的：彼固以倭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坠其计也。但话虽如此，真倭还是有的，但极少，最多不超过三成，并且在倭寇中地位较低，大多为雇佣来护送商船的保镖。这里有一封曾任福建按察使的宗方城给友人的信，其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从中可见华人对倭人的“妙用”，说：“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这段文字清楚说明在攻城危机时让真倭冲在前面，一旦攻下城堡，首先获利的却是华人。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胡宗宪出任浙、直总督。此人在历史上很有争议，大多说其攀权附势，人品不佳，特别是诱杀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