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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对此次危机、衰退及应对政策的若干认识（1）

秦晓

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给2008年打上了历史性的标记。进入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开始显现，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去杠杆化”还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动荡过程，并将成为2009年市场环境的一个主要特征。

对每个企业而言，此次危机和衰退是一部最好的教材，我们都为此付出了学费。但只有那些肯于学习、思考的人才能从中获取经验和启示，变得更聪明、更理性。

金融海啸的成因、特征和影响

此次金融海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震荡。作为经济现象，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震荡的实质都是“均衡–失衡–新的均衡”的过程。导致周期性波动的供求失衡，是由于市场价格信号滞后于资源的配置，但价格信号的释放是一个持续、渐进放大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被抽象为一种函数关系，因为它具备了函数的两个基本特征—连续、收敛。人们可以据此运用边际和均衡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观察和预测经济周波的走势，并采取相应对策；当然，对拐点的判定要相对困难一些。

结构性的震荡，多表现为突发的“雪崩”式危机，其来势猛且呈现发散态势，杀伤力大，会造成非理性恐慌。这是一种非函数关系的突变现象，因为连续性中断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失去了。

此次危机是一次典型的结构性震荡。事端的起因是美国次级债，但根子在美国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的发展模式。为了满足消费所需的资金，金融机构在倡导自由放任、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环境下过度使用杠杆，产生了大量高风险的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而金融监管不当，使其像瘟疫一样向全球扩散，最终酿成了这场危机。

近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崛起，其增长模式的特征是高储蓄、低消费，这与美国形成互补结构。换句话讲，它们的贸易顺差构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主体，它们向美国消费者提供廉价产品（其中有要素价格被低估的因素）；作为美国国债主要的债权人，它们又向美国提供了消费所需的低成本资金。

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巨大消费市场，也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支持。两个互补结构的耦合，形成了一种“非稳态的均衡”，同时也大大放大了各自的失衡度。双方各自积累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顺差，势必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而这一“均衡”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第一，尽管经济全球化的目标是打破国界，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平衡，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各个经济体，特别是大经济体自身的平衡，仍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如果说危机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影响有限，那么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可能是个重灾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过重（约相当于GDP的40％）；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以中低端的加工业为主，其调整和转型的难度，比以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结构大；中国正在经历城镇化进程，存在结构性就业压力。

第三，周期性波动与结构性震荡的区别，还表现为前者的波动会回归到原有均衡点，而后者的震荡则会收敛在一个新的均衡点。这个新的均衡点，意味着美国和中国都要作出较大程度的调整，以减少各自的失衡度。中国所面临的，是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加大内需（消费）在短期内难以补偿出口的缺口，这会对GDP、CPI、失业率、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产生连锁影响。在上述各种约束条件下寻求新的平衡点，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将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

代序　对此次危机、衰退及应对政策的若干认识（2）

此次金融海啸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世界？

此次金融海啸被视为是百年不遇的事件，其对未来的全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走向、经济秩序、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经济理论和政策，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大？是不是颠覆性的？现在有许多流行的看法和观点，我以为对此应保持开放的思维和清醒的认识。

首先，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球近十年的经济繁荣，也产生了全球经济失衡，并导致金融海啸的爆发。当下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去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以为，全球化作为历史进程不会终止，也不应终止。但认真审视这一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其能走上健康的轨道，重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