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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有羞辱的标记，自然也就很难踌躇满志，振作起精神。“###”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地点的选择（1）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

一旦决定了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具体些说，这个问题又包括：安置地点的选择、安置费的使用、安置的组织模式，等等。安置问题不仅与每一个下乡知青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衰成败。难怪它会成为社会上上下下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地点的选择

同样是到农村去，知识青年的走向却迥然有异，有的千里迢迢奔赴边疆，有的却在距家门口不远的郊县落户。一般说来，各大城市头几届毕业生在留城还是下乡问题上虽然没有丝毫选择余地，但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还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一些毕业生真心实意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或受到集体生活、先驱角色以及具有军队特征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吸引，会主动要求到遥远的边疆或者外省、区的贫困地区去。1967年秋冬，北京市4000名中学红卫兵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和东北北大荒安家落户，使“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一时飞扬大江南北、戈壁荒滩。1968年，广州市许多中学红卫兵，其中包括干部子弟，自愿选择去了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组织了“下乡上山串联会”等组织，进行串联，最后带动一千余名毕业生到内蒙边疆最艰苦的地区插队落户，都是青年人中勇于到边远地方艰苦奋斗的典型。一些特别向往革命圣地的学生则会选择到陕北延安或江西井冈山插队落户。仅陕北地区的北京知青就有2�6万之多。延安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所在地，有着光辉的历史。北京知青曾自豪地表示：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北京和延安地区两方面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赞赏和支持《人民日报》，1975年4月22日。。这类情况一般都是成批人的集体行为，而革命圣地几乎无一例外的贫困，又为他们的选择成为现实提供了必要前提。

不过，许多青年在选择安置地点时，确实认真考虑了到某地下乡可能给自己在物质及其他个人利益方面带来的得失利弊。多数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距家较近或生活较有保障的地方。广州市的学生多不愿去海南，主要是因为该岛距广州太远，与外界声息难通。广东省北部的一些县向以贫穷落后著称，当然也不是理想的安身之地。但有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并不介意路途的远近或条件的艰苦，而愿意到地方国营农场或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落户，在这种地方，至少在经济上有些保障。对上海知青来说，条件最好的是市郊农场，距家近，物质条件较好，可以经常往返，容易招工，只是名额有限。条件次一等的是到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云南），尽管一南一北，两个极端，但均属国营单位。当时最乏吸引力的是到农村插队《文汇报》，1974年2月28日。许多知青家长也认为“插队落户不如到军垦农场。插队落户生活艰苦，没有固定工资，也没有福利待遇”。见《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毕业生若想对落户地点有所选择，主要的办法就是及早自愿报名下乡。以北京“老三届”毕业生为例，安置地点依次为：内蒙牧区、农区，东北北大荒，山西、陕西、云南等地，滞留城市的时间越长，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　。。

地点的选择（2）

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一些青年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