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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们以前不是被长时间蒙蔽的话——这么多精明强干而又富于经验的军队和文职官员,怎么可能对这种关系人民生命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不进行系统地思考和全面透彻地询问呢?简单地说,这样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程序被 “排挤”掉的原因是:越南仅仅是我们面对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一九六○年华盛顿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令总统和他的助手们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如: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我们收到中央情报局关于埃及将要入侵以色列的报告。当然,埃及十分可能得到约旦和叙利亚等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我们担心,假如埃及认为必须达到它的目标——摧毁那个犹太国家——它将会同时接受苏联的支持,而以色列无疑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
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很久以来就计划在六月二日举行会晤,以便就我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探讨。当这一天到来时,迫在眉睫的埃及战争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议题。我们比较了对情报的分析和对冲突结果的预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包括谁将获胜:以色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回忆起当时,一方认为以色列会在十天内获胜;另一方则预计七天,但同时我们也都认识到这样一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它。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是无与伦比的,但它提供的情报却是令人担忧的。他们报告说以色列计划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埃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首先进攻无疑会减少以色列的伤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以色列先发动攻势,它将冒失去美国公众支持的风险,因为此举可能招致苏联的干涉从而使美国必然要卷入。
在五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长阿贝·伊本曾访问华盛顿,林登·B·约翰逊总统邀请他到白宫的家庭住宅区做客。当时总统要迪安·腊斯克和我参加,以便敦促伊本劝说以色列内阁取消率先进攻的计划。我们以为这样做已经成功了。然而,以色列在六月五日进攻了埃及,战争持续了六天,在此期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攻势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夺取并控制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
六月五日,像往常一样,我在早晨七点钟到达五角大楼。一小时之后,我桌上的电话响了,一个声音说道:“我是作战办公室的史密斯上将(我们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保证有一个海军或陆军上将在作战办公室值班)。史密斯将军说:“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接通了热线电话要求与总统通话,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
“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问道。
“因为热线的终端在五角大楼。”他回答说。
热线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遗产,它设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检查线路是否畅通外还从未使用过。我甚至不知道它的电话线路终端就在我的办公室下面。我告诉史密斯上将:“将线接到白宫值班室,我要和总统通话。”
我知道林登·B·约翰逊总统正在睡觉,但我还是接通了电话。不出所料,一位在总统卧室外值班的侍卫官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要和总统讲话。
“总统正在休息,不希望被打扰。”他说。
“我知道,但请叫醒他。”
后来我得知,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和沃尔特·罗斯托就这次危机进行电话交谈直至凌晨四点。他拿起电话,睡意朦胧地咆哮着:“见鬼,你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总统先生,热线已经接通,阿列克谢·柯西金要与您通话。我们应该说什么?”
“我的上帝,我们应该说什么?”他回答说。
“我建议,告诉他十五分钟后您会在值班室。我马上给迪安·腊斯克打电话,我们在值班室与您会合。”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通过热线与阿列克谢·柯西金交换了意见。六月十日,由于以色列获得了攻击叙利亚的胜利,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有一次,柯西金实际上在说: “如果你们想要战争,你们会尝到苦果。”当然,那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为什么苏联总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当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败了埃及和约旦后,看起来就要移兵威胁大马士革。为此林登·B·约翰逊总统告诉阿列克谢·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兰高地,它就会接受停火。同时,总统同意命令第七舰队靠近叙利亚海岸,以便使苏联明白,对他们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我们都会有所反应。几小时后,以色列和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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