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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上升时卡在两层楼之间,开电梯的警官通过就急电话呼叫维修工,维修工问: “你们是满载吗?”警卫回答:“当然是。”我们电梯卡在那儿大约十到十五分钟,不用说,总统的贴身保镖紧张得快疯了。最后,一个维修工从顶部爬进去,把我们解救出来。
然后,我们向阅兵场走去,它位于五角大楼旁河流人口处的前方。由于处在战争时期人们都情绪不高,但礼仪还是要遵守的。因此,部队组织了全套的告别仪式向我表示敬意。这包括讲演、乐队、仪仗队、礼炮和海空军联合进行的战斗机编队飞行表演。告别仪式在猛烈的暴风雪加雨中进行,这看起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取消了飞行表演。而讲演用的扩音设备也发生了短路,所有的人都被淋得透湿,最后扫兴地离去。
在那天之前,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白宫东厅向我颁发了自由勋章,当时在场的有我的许多亲戚、朋友和大批华盛顿官员。七年前我就站在这同一个房间里,骄傲地进行就职宣誓,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冷酷、讲究高效率的人,但当时我却变得异常激动。今天我又是如此。当轮到我讲话时,我看着总统开始说道:“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我今天的心情。”然后我突然被噎住了,骄傲、感激、沮丧、伤心和失败等各种不同情感交织在我心头,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假如我能够说出来,我要说的将会是下面的话: 今天,在经过了一千五百五十八天之后,我结束了与一个就我所知性格最复杂的人的最亲密的合作。在这个房间中的很多人认为林登·B·约翰逊是粗鲁的、平庸的、狭隘的、工于心计的、虚伪的。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会表现出这些特征之一,但就其个性的整体而言,他远远超过这些。我相信,在几十年之后,历史将评价他做了很多。例如:通过诸如“人权法案”, “选举权法案”和“伟大社会立法”——他提醒我们全体,看清我们对穷人、地位低下的人及种族偏见受害者所负的责任。在这方面他所做的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但是对于越南,这个他继承下来的战争而言——应该承认我们和他一样,都没能更明智地去处理——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本应做得更好些。
十三年之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我和玛格丽特重回白宫东厅。这次是她获得荣誉,我作为旁观者,卡特总统授予玛格丽特自由勋章,表彰她所做的工作。玛格丽特发现阅读在学习中是最基本的,因此提出了一项“重视读书”计划鼓励和帮助有缺陷的年轻人进行阅读。当时,玛格丽特正处于与癌症长期斗争的末期,在授勋仪式举行后的第十七天,她去世了。但那时全国已有七万志愿者在她创建的组织中工作。
我对越南事务的卷入在我离开白宫东厅那天就结束了。当然,战争又继续了另一个七年。当一九七三年美国最终离开南越时,我们失去了五万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经济由于多年沉重和不适宜的战争支出受到了严重损害,我们社会的政治统一遭到破坏,几十年都不会恢复。
这样高的代价值得吗?
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共产党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一些人则可能更进一步说,苏联将会冒更大的风险在世界各地扩大它的影响,特别是中东。在那里,他们肯定会寻求对石油生产国的控制。这些人所说的或许没有错,但我却深深怀疑这样的判断。
当苏联、中国和越南的档案向学者们公开后,我们将会对这些国家的意图有更多的了解,但即使没有这些材料,我们也知道,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在冷战的四十年中是确实存在的。虽然在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经常误解并因此夸大东方的霸权和达到那种霸权的能力,但言过其实地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威胁中保护自己,则仍是一种糊涂和不负责任的说法。
今天看来,如果美国没有卷入印度支那的战争,或在六十年代早期或中期撤出越南,我怀疑,苏联和中国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行动和影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促使约翰·F·肯尼迪总统做出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去南越的两个条件将不会被满足,的确也不可能被满足:政治稳定并不存在,而且看起来也永不会实现;南越政府,即使在我们给以军事帮助和后勤支援的情况下,仍不能保卫他们自己。
列举这些事实——它们的确是事实——我相信,我们可以也应该从越南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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