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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提交给国会。审查这个预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标，并确保这些目标与总统对外政策的目标相一致。会议之后，我准备飞往海恩尼斯港口，于感恩节的周末，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一起，向总统提交我的计划。

我们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大约下午两时，我的秘书通知我接一个紧急的私人电话。我离开了会议室，独自到办公室里拿起了电话机。电话是博比·肯尼迪打来的，声音似乎显得格外的孤独和遥远。他简洁而平静地告诉我，总统遭到了枪击。

我一时不知所措缓慢地回到了会议室，用几乎无法控制的声音，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消息。尽管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此时我们并未陷入绝望之中：事情来得过于突然，以致于我们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这样，我们只能尽其所能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审查。

四十五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打来了第二次电话，总统已经身亡了。我们立即中止了会议，人人都沉浸在泪水和沉默之中。

由于还不知道是谁策划了暗杀，也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立即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我们一致同意，按照危机时期的标准，全球之内的美国军事部队应进入战备状态。几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再次打来电话，他要求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于下午晚些时候陪他去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等候运送其兄弟遗体的飞机到来。

博比·肯尼迪一到五角大楼，我们立即登上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往安德鲁斯。我们从波托马克河上飞过，透过舷窗默默地看着它。我们已经恢复了镇静，但仍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我们到达安德鲁斯后不久，那架蓝白相间的总统专机就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最后停下了，登陆的指示灯仍未熄灭。

博比·肯尼迪转身对我说，要求我与他一起登上飞机。然而，事情似乎很明显，对于一个处于极大悲痛中的家庭，此时并不适合外人的介入，我只好推却了他的好意。

遗体搬下之后，我返回了家中，那些已发生的往事和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仍萦绕在我的脑际。约翰·F·肯尼迪与我最初并不相识，但后来我们则亲密无间。不像后来的一些政府首脑，他们大多将自己原来的助手拉入行政班子里，从原来的同僚逐渐发展成朋友关系。我们能够互相开玩笑，并可以互相大声嚷嚷。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总统之死对我来说，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家里，我与玛格丽特一起勉强吃了点东西。刚刚吃完饭，博比·肯尼迪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打来电话，说杰基要求我能与她一起等候尸检的完成。我立即驱车前往医院，与杰基、博比、以及家庭中的其他人员坐在那里，一起静静地等候着。凌晨时分，我们陪伴着总统的遗体返回了白宫，在那间华丽的东厅里，棺材被安放在棺木架上，上面覆盖着一面国旗，这面他曾经为之效力并钟爱万分的旗帜，被柔和的烛光照亮了。

这时，人们在将总统安葬在哪里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些人认为，应将他安葬于马萨诸塞州他的家乡，我说，他并不只是马萨诸塞州的总统，而是美利坚合众国五十个州的总统，因此，首都才应是他的长眠之地。

我动身去挑选一块合适的地方，去了国防部负责管理的阿林顿公墓。这天早晨天色阴暗，下着细雨，墓地笼罩着薄薄的晨雾。看守人会见了我，我们一起并肩穿过了一块块环境雅致的墓地，白色的墓碑散立于各处，标志着一座座的陵墓。这些美国人都曾为他们的祖国效力，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也有些就像约翰·F·肯尼迪总统一样，服务于和平的时期里。当我们走到卡斯蒂斯—李陵墓的正下方时，我停住了。我抬眼远眺，目光穿过了纪念桥，甚至在这雾雨濛濛的天气中，也望到了相距遥远的林肯纪念堂。“就是这块地方了。”我平静地说了一声。

那天的晚些时候，我被介绍给一位公园服务处的管理员，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这位小伙子还陪同约翰·F·肯尼迪游览过阿林顿公墓。当我告诉他所选中的地点时，他点头称是。

“几周之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参观这里时，”他说道，“他也停在了这一地点上。他眺望了远处的群山，并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这里是华盛顿最美的景色。”

悲痛欲绝的杰基最终也同意了这个地点，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与她一起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我们缓缓穿过这坟墓的海洋时，天气仍然阴沉沉的。我们来到了我选中的那块地方，杰基立即表示了赞同，仿佛出自一种天性和本能。一九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