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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不是队伍简直是土匪！在长春你们抢人，到吉林还抢人。”解放军战士也没法子，只好对那个小贩说：“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一个有铁丝网的大院子，说是叫北大营。进院之后，按人数编队，坐在院里等着开饭。到过夜两点饭才煮好，苞米干饭、白菜土豆汤。一点也不好吃。吃饭时，我看见了李济才（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科长，后调充五十六师中校副官主任）、方学儒（东北剿总二处第三组组长）。李济才的那个日本下女现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怕我与他们说话，躲着我，其实我也怕他们招呼我。心想，我是个危险人物呀，都怕我牵连了他们。

吃完饭，又集合。走了许久，天亮时走到了船营中心小学校。解放军战士把着大门。在院里又编队，又分班，又举班长。我们这八九个人，我指定陈震寰为班长，他比较能办事。我们这一队共100人，10个班，被安置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地下铺着谷草，分成十块、一个班一块。我们这个班在中间一块。我看到墙上有黑板，还有批评与表扬的文字。这里没有大伙房，是由区政府给米，给柴，发动老乡煮饭。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白菜豆腐，很好吃，颇有家乡风味。

院里有许多送饭老乡，我看无人监视，就与他们谈了起来。先从东西贵不贵谈起，谈到黄金，国民党，共产党，路条、户口，以至到沈阳好走不好走？最后我问他：“明天你还来不？”“不一定，我们轮班往这送饭。”我计划利用这个老乡，决定明天进一步做工作。

这是尉官解放团，有1000多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很少有四十岁的。新一军的京剧团，新七军的政工队，与我在一个屋子住。这些人小孩子一样的脾气，不是吃就是唱。他们把美式大衣卖了，到街上吃大炖肉。长春吃不到猪肉，吉林的猪肉一万元一斤，便宜。大门站着战士，凡是请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团内只有几个干部，忙不过来，许多军官在大门口一挤就出去了。站岗的年轻战士阻拦不住。后来，根本也不请假了，秩序特别乱。

过了不久解放团成立一个小卖店，卖香烟、麻花、烧饼、花生米、鸡蛋、糖块……应有尽有。据说成立这个小卖店是为了便利投降人员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这个学校作了解放团，损失了很多用具，用小卖店的盈利作为将来补修的费用。担任售货员的都是小学校的男女教员。

解放团内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属。有眷属的尉官住在一个大屋子，一个家眷一块地方。这些眷属们不断的吵闹、打架、女人埋怨男人：“我说不来吉林，你说到吉林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住没住的地方，站没站的地方，这成了讨饭的。放好日子你不叫我过，叫我跟你受这个罪，你真害人哪！”

“我早就叫你到沈阳，你不去；我要到沈阳工作你也不愿意，就舍不得长春。都是你这个倒霉的娘儿们，把我给坑了，你还埋怨我。”

接着就是打、骂、哭、闹，这样的事晚上特别多，吵的各屋不能安睡，解放团干部对这样的事也无可奈何，不知劝男的还是劝女的。

没有家眷的排连长，到街上买一只鸡、买一斤肉，没有锅，便把头上的钢盔翻过来当锅用。炖鸡炖肉，喝上半斤白酒，酒话就来了。

“当了半辈子军人，从来没叫人缴过械，这回可好，一枪没放，什么也没看见，全给人家了。真丢人！好歹打几枪，再缴械也是那么个意思，心中难过呀。”

“难过啥？凭这一块，到哪不是当兵？共产党不要咱，咱回家种地。”

10月20日，早晨起床，我到厕所去，无意中遇见了好几个熟人。

“督察长也到这来了？”

“我现在改名吴国栋了，是新七军辎重营的少尉书记，告诉别的朋友，别叫督察长了。”

“好了，好了。”

这样的事一天发生了七八次，我心想糟了，知道的人多了。

晚上，我把陈震寰、李继先、苗可成等人叫到院子，他们都是我从沈阳带到长春的，是可靠的部下，我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必须尽早作决定。你们没有关系，我要马上离开吉林。你们明天早饭后出去，找社会关系，没有社会关系到饭馆、车站找小贩，打听好到沈阳的火车要不要路条？我先到沈阳再转到北京。”我接着指示他们，“吉林有多少部队？警察对户口查的严不严？报户口有什么困难没有？都要打听清楚，在可能内收集一切情况，做到对环境了如指掌。”

陈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