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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灰棉衣，全身武装，进了警备大门就射击，射击一阵，无人还击，他们将大门把上，接着一些士兵冲进大楼。我在屋中看到这种情况心中不悦，既然放下武器还来这一手干什么？是下马威？

一个班长模样的解放军，后面跟着一个武装士兵，走到我们面前，很客气地说：“你们如果有武器，请缴出来，放在一个屋子！”

李润棠说：“缴了吧，大炮机关枪都缴了，手枪留着也没用。”我把勤务兵叫来，叫他把身上带的左轮缴了。我的五眼左轮和一个最小的五锋子小枪，是放在口袋里的自卫武器，也都拿出来了。想一想，这些枪多少年来没曾离开过我，于是我掉下了眼泪。失败了，一切都没有了。

我在院中把新七军辎重营营长于新民找来，我对他说：“听说辎重营营部缺一个少尉书记，我来顶他。我的名字叫吴国栋，有人问你就承认。如果有人追问就说我因为有病不到营部办公……”于新民都答应了。接着我又问了他营部人员及各连连长的名字。一一记下也是件麻烦事。

晚上，勤务兵杨成荣对我说：“明天到吉林，身上既没有红钱（指解放区的钱），也没有金子，得想个法子，不然到吉林花什么呀？”

他一提我想起来了，虽然身上有一个金戒指、两块手表和一块怀表，但都是纪念品，不能卖。平常家中没有积蓄，只有几两黄金在大马路金店存着，那是六十军的防区，过不去，有一些长春中央银行的本票，现在也成了废纸，只有在新七军防区内找办法了。我拿起笔给一个姓庄的朋友写了一个条子，杨成荣去了，拿回来五块银圆和一个金戒指。

晚饭吃的油炸饼，油太多了，我只吃了一张。我到大厨房一看，挤满了士兵，两大锅豆油滚开，许多人把做好了的白面饼放进锅里炸，一边炸，一边吃，一边骂：“有的是白面，有的是豆油，就是不发给弟兄，八路不来，这些东西不用说吃，老子看也看不见哪。”

我回头一看，地下洒满了油、白面。这不是吃是糟蹋。这是家败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儿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随我一块从沈阳飞到长春的，我保他为新七军谍报队的队副，后来是组长。这个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随尉官去吉林。于是他就找来了七八个谍报队的组长和组员。

10月21日的早上，李润棠说：“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点，新七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一切保重，要小心谨慎，我认为关梦龄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再见。”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有人喊站队，喊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他们抬了一箱饼干。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不清楚。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呀。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刹那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他要100万元，老百姓给60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你再加5万元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万元你占了便宜。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五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路上，全是新七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乱，不成样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个人。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火车到吉林车站已经是夜里9点半钟。下车之后，由解放军武装战士押着往解放团走。沿马路都站着岗哨，队伍已没有队形，零零落落。路上遇着一个卖酱肉的，一群官兵围上去，把酱肉抢光了。卖肉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