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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几乎每个知青典型都有过放弃上调机丢的经历，换言之，没有这种经历也就很难取得典型的资格。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没等开花结果，已在一种窒息个性发展的氛围中过早凋谢了。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

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当然，并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余都有王冬梅这样的悟性。就王冬梅个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失去上调的机会。由于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须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不断抛头露面，向广大知青家长进行现身说法。不但违心地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由于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像她这样的典型，本来就是被时事“制造”出来的。要求上山下乡时，她年仅17岁，1976年受到批判、审查时也不过20岁，1979年才被解脱。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们在心灵的大起大落中仅仅学到一点政治常识。这，就是典型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与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毕竟年龄很轻，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后，来得及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1979年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王冬梅则不然，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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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1）

1973年6月，曾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针对有关问题制定了“统筹解决”的办法。会后，积存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因下乡青年的继续增加和极左路线影响的加剧而更为严重了。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中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值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再次表现出对知青问题的关注。但1976年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同年10月，江青集团被逮捕，国家百废待举，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直到1978年1月国务院知青办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时，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才重新提上日程。

知识青年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和上千万青年，政策性很强，问题很多，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各级知青办既感到困难重重，又不敢自作主张，担心稍有不慎，酿成事端。所以，都寄希望国务院尽早召开会议，将大政方针明确下来。###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重视，但鉴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要求国务院知青办充分做好准备再召开会议。这样，原订6月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就顺延至下半年。

1978年4月13日，###中央批准《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对知青工作管理体制做了更动。为了便于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为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21日，中组部任命许世平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以后又兼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8月5日，经###中央批准，调整了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陈永贵仍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将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农林部改为劳动总局，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

但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困难重重，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如何引导舆论，避免在乡知青的大举倒流，确是令领导者时时关注的问题。7月1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一份书面汇报上批示：

这个问题大，应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绩，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今后几年可能还要上山下乡。但做法确要改变。因此，必要时报纸上应宣传一下为好。否则，动动摇摇不好。

此后数年，报纸广播时时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决心在农村“扎根”的典型人物，成为这场运动急剧衰落中的一种习见现象。

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在综合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向###中央、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