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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的确如遇罗克所说，这是颠倒黑白。我们在前边几章已经阐述过，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国家就一直在###门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为工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做法到60年代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已达到极点，真正被拒之门外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遇罗克在这段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这种做法对青年身心造成的伤害：“‘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先驱者（3）

最后，他呼吁：“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这声呼喊即使今天看来，也太“大逆不道”了，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会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本身就几乎是一个奇迹。

正如今天一些谈及遇罗克的文章所说，《出身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就当时来说，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并不都是支持它的，即使觉得它说得有道理，却也如一个干部子弟所说，认为遇罗克的心理“太阴暗了”，这是当时社会最普遍的反映。的确，在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批得臭不可闻的时候，在整个社会将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而又紧，官方媒介反复强调不同阶级之间不仅谈不上什么平等和爱，甚至也绝不能存有一丝调和和温存的时候，遇罗克却敢于公开宣称：人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实在是太超前了。然而，这也正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所在。

所谓反响，其实也是极其有限的，看过《出身论》，知道遇罗克的，仅限于北京部分中学生这样一个狭小的圈子。

遇罗克则因此而被逮捕，并被枪决，他为自己这篇思想解放宣言，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生命，以及全家的被株连。

一代青年同样为此付出了代价：“###”使唯出身论的做法变本加厉。“###”之前，总还有个“重在表现”的政策，“###”却连这一政策也撕毁了，当“###”期间在校的“老三届”学生再次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在校期间付出的一切努力，包括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都被一概抹平，他们都“平等”地成了新农民、兵团战士，但是，这种平等实际上孕育着最大的不平等，因为几年以后，当他们面临着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时，被选择的唯一条件就是：出身。

于是一切才华，一切努力，一切表现都付诸东流。

在建国以后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这里指的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一代）就这样面临了人才选择上最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个人来说，是使很多优秀的人才丧失了发展的机会；而从国家来说，则使这一代的精英集团从整体上降低了素质。

十年后遇罗克终获###，他的《出身论》和他后来的遭遇也被公诸于世，这一切对那些心头从未笼罩过“出身”阴云的青年一代来说，恐怕并无出奇之处，但对于曾在那种气氛下生活过的人，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绝大多数人是到此时方才知道，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消除这种不公平发出过呼喊，成为思想解放的殉道者。

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黑夜中一道刺目的闪电”，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他是这一代知青的骄傲。

（二）张木生与《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遇罗克阐述的，是人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张木生关注的，是“体制”，二者都触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要害、最敏感的问题，也就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不过，张木生并未遭到遇罗克那样的厄运，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出身有关系。

在第八章，我们专门阐述过“###”前下乡知青中那些高干子弟的某些特点，张木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无论他在校时的表现，下乡后的经历，还是“###”中的实践，在他那个时代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中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不惮篇幅，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他的经历。　。。

先驱者（4）

他原是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1965年7月作为北京市集体组织的到外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同陈伯达之子陈小农等人一起，下乡到内蒙古临河县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