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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上海郊区金山县，曾从地方财政中一次签发“串连费”50多万元；很多地区发给知青路费，予以各种方便，如据黑龙江省巴彦县的知青说，“###”一开始，当地的“一小撮走资派”就煽动知青回城串联，还发给每人300块钱，让他们回城另找工作。这些钱，正如中央所要求，都是从国家或地方财政中开支的。

最甚的是新疆。新疆为参加“大串连”的师生和群众所发放的补助都堪称优厚，并不是仅仅对知青才是如此，乌鲁木齐市有中学生描述当时情形说：

从去年（即1966年）12月开始，新疆地区出发的长征队很多，尤其今年以来更多。不少地区给长征队发了许多东西，如上好的皮大衣、皮帽、鞋、棉衣、棉裤、水壶、裹腿、手电筒及各种补助费等。由于长征人数很多，沿途每隔二、三十公里就设有接待站，每个接待站各有几十床以至上百床新棉被等，并派专人接待……有的地方接待不了那么多人，就想办法用汽车送往别处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六六？八八”战斗队造反长征队：《打回老家来，就地闹革命》，《新疆日报》，1967年1月17日。。

很难想像远离家乡的上海知青能抵御这种声势和###。

满怀献身热情的上海知青到新疆之后，才发现边疆并非尽如《军垦战歌》描述的那般如诗如画，他们抱怨说，兵团的劳动非常繁重，到摘棉花的时节，每人每天要完成定额100多公斤；有的师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根本不适宜开垦，结果苦苦干了几年，却发不出工资；兵团中有的干部对知青十分粗暴，甚至私设公堂，有40多种刑法；女知青的人身安全、婚姻自由得不到保证，有的人竟公然提出“兵团姑娘对内不对外”的口号，很多知青感到后悔，想方设法要回上海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最初是极力阻止知青串连出走的，据驻在南疆喀什的农三师知青回忆说，当时兵团领导在沿路设卡，查验通行证，没有通行证，谁也走不了，但当“大串连”风潮终于掀起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抵挡了。1966年底，他们发出了一个《处理支边青年回原籍搞###的四点指示》，据当时报刊的批判，这个指示“煽动支边青年离开新疆回原籍，还勒令回原籍搞###的青年统统把户口带回家去”《新疆日报》，1967年2月1日。。

从《新疆日报》后来刊登的一些批判稿所透露的情况，可以窥见这场返城风的凶猛程度：

阿克苏丰收农场七连“革命造反团”的部分支边青年说：“地委利用了部分群众的革命热情，开证明，给路费，给皮大衣和毡筒，放走了大批支边青年。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见到如此容易外出，以为中央有了指示，于是大批大批的人都走了，仅元月1日至5日的5天内，地委就给我们农场要外出的人发放经费2万多元。大批人一走，有的连只剩了二三十人，各连负责人一个个跑到阿克苏，饱食终日，消闲无事，地委的问题也无人去追了……”《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打退经济主义的猖狂进攻——致全疆支边青年的一封信》，《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

返城风潮（4）

新疆八一农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说：“畜牧厅农场有380名支边青年，这次外出‘串连’和‘告状’的就有253人（其中有31人是不告而去的）。农场的当权派给他们发路费和生活费（补助费）共计27000元。农田九队原有80人，现仅剩十几人，生产完全停顿。这是经过畜牧厅某副厅长、自治区党委农工部某副部长层层请示，最后由自治区副主席田仲批准走的。再如水利厅牧区水利队400人仅剩80人了。有的单位连锅炉工、炊事员都走了……一些人领上串连装备后把钱花了，甚至戴上新买的手表，穿上新衣新鞋，回家‘养神’去了。”《无情揭露经济主义，坚决打倒经济主义》，《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

1966年9月才到新疆的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说：“去年11月初，走资派非法批准我厂291名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返沪，美其名曰‘恢复学生身份，参加无产阶级###’。厂内开支车费16200余元；行李费19500余元，伙食补助费1800余元……（后来）仍继续允许我厂57名上海支边社会青年带职回沪串连，发给串连费4400元，至今未返回。在东方红高炉劳动的113名上海青年已走了73名。《揭穿煽动支边青年回沪的大阴谋》，《新疆日报》，1967年2月1日。

本来是由中央正式发文件发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