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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青年有几种，有的奋发向上，有的产生幻灭的感觉，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从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上来考虑青年的处境。现在农村里边还有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事情。城市青年也有住房、就业、婚姻各方面的问题，很尖锐的，你不处在他那个具体环境里，你就不知道他的日子每天都不好过。过去，“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不让青年讲话，他们感觉受压迫很厉害。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为青年们讲了多少话？为他们反封建的要求讲了多少话？有些事情是逼出来的。

巴金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擘泰斗，“###”后出版《随想录》五集，总结一生经验教训，对“###”中种种丑恶现象鞭挞尤力。他像一位公正的法官，严格审视自己在“###”中的一言一行，强烈的自劾自责意识力透纸背，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中受到启迪，由“###”梦魇联想到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在书中一再倡导“讲真话”，那句“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座右铭。正因为他对“###”的悲剧以及它的缘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知青闹事现象时，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只是对闹事知青一味地指责，而是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而强调社会的责任，当他说“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时，正触到问题的实质。

几段插曲（1）

知青返城风席卷城乡，吸引着全社会的注意力。除了成千上万命运坎坷的城市下乡青年为了自己的前途在奔走呼号外，另外还有许多人曾经自觉不自觉地予闻其事，当然，他们对这场风潮的态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大相径庭的。这里记载的，就是当时的几段插曲。

（一）关于《骗子》的风波

1979年上海发生“二五”卧轨事件不久，发生过一起下乡知青冒充某大首长儿子的所谓“骗子事件”。上海的几名作者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在很短时间里赶写出一部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

主要剧情是：市郊东风农场知识青年李小璋因出身工人家庭，没有任何权势的背景，在农场里一待就是8年。眼瞅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走后门调走，他与已返城的情人却难成眷属，不禁心急如焚。本来他也有过按政策上调的机会，不想又被别人挤掉。从此变得消沉起来，整天抽烟喝酒，混日子。因为看不到前途，破罐子破摔，痛恨自己，又想捉弄别人。某日受到俄国剧作家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的启示该剧说的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个普通十二等文官，路过一个城市。该市市长误以为他是钦差大臣，百般逢迎，溜须拍马，送钱送物，还要把女儿嫁给他。，于是化名张小理，冒充中央首长的儿子，在官场上招摇撞骗，并借官员们竞相邀宠、假公济私的卑劣心理，为他从农场上调疏通关节。然而，就在他办妥一切手续，只等第二天到全市第二流的大工厂去报到，大功似乎已经告成时，骗局却因那位中央首长的到来而彻底###，李小璋被送上审判席。

这部话剧以上山下乡运动中经久不衰的“走后门”现象为抨击对象，用夸张的笔调对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丑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剧作者还通过李小璋恋人之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问题：

你不满意现在的你。其实我也不满意现在的我。我们最初去农场的时候，都曾有过理想，有过热情，可是后来胸中的火熄灭了，甚至——比如你甚至变成了一个不诚实、不正直的人，多可怕呀！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对于这个问题，该剧并没有给予直截了当的答案。但是联系剧作者的创作意图不难得知，造成许多青年理想破灭，乃至自暴自弃的原因，除了“###”中“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派的倒行逆施外，与一些干部依仗权势，大搞不正之风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知识青年上调问题上。“###”结束了，“走后门”之风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遏制，难怪各地下乡知青在闹“返城风”时，无不众口一词，提到“走后门”的严重后果。因此，此剧一上演，立即在一部分观众中引起共鸣。

然而，尽管剧作者借剧中人物即那位中央首长之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部戏还是受到一些“正统”人士的攻讦。他们指责作者“是把支流当成了主流，没有真实地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没有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从而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