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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农场的病退、困退风迅速蔓延、不断升级，而年底结束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给插队知青网开一面的同时，却几乎关闭了农场知青返城的大门，也就是会议文件明确规定的：农场知青一般不办理病退和困退，如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通过组织商调。在领导者眼里，农场知青本来就是国营企业职工，基于稳定农垦职工队伍的考虑，这样规定至少是可以讲通的。农场知青则普遍认为，自己背井离乡几千里到边疆屯垦戍边，尝遍种种艰辛，完全是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如今运动收场了，在返城问题上却与插队知青两般看待，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后农场知青的返城风不仅没有趋于和缓，反而越刮越猛。

1978年底，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离的已达20多万人。要求返城的申请表继续成千上万地送到领导机关。仅哈尔滨市知青办，1979年3月份收到的申请表就装了五麻袋零一箱。这年第一季度，全农场系统又有7�4万知青返城，另有6万人已报病退材料待批。这就是说，在农场名册上暂时能挂上号的知青只剩10万多人。

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所描绘的，就是这一个冬季里北大荒知青返城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

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有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70年代末，国营农场系统中，相当一部分领导职务已由知青担任越是基层单位，知青担任领导干部的比例越大。1976年3月2日《人民日报》载称，黑龙江省黑河农场分局18个国营农场的167名领导干部中，有33名是知青，各个分场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分别有40％和60％已经由知青担任。该分局共有知青7万名，担任各级领导的有1800多名。其中，山河农场12名领导成员中，有6名是知青，下属8个分场中，有5个是知青担任党委的第一把手，各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由知青担任。，许多关键性岗位由知青负责。大批知青返城，给农场的正常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带来很大影响。1978年末，军川农场场一级团委书记已走了33％，党员走了30％，团员走了28％。1979年初，全农场系统连职以上干部就走了5000人，技术骨干走了8000人。一些单位出现机器无人开，生病无人看，学生无人教，账目无人算的瘫痪局面。建三江管理局知青占全局职工的80％以上，到3月，知青已返城77％。劳动力奇缺，春种无法进行。该局化肥厂一些知青围攻领导，组织静坐，闹返城，领导不同意，他们威胁要把尿素装置炸掉，领导无奈，只得宣布停产，放知青回城。浩良河化肥厂，1978年底一次返城560人，使很多岗位无人操作，被迫停产。香坊农场的一个奶牛场，因知青大批返城，牛奶没人挤，产奶量大幅度下降。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2）

返城风波所至，给那些剩下来的知青形成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一个连队，原有四五十个知青，后来仅剩下几个。同伴都返城了，集体宿舍里本地青年代替了城市知青，各种娱乐活动自然而然地停止。何况有些平常吊儿郎当、动辄泡病假的青年早早病退回城，而十年如一日，像牛那样干活的忠诚老实的青年却留了下来。回家探亲，看到左邻右舍的青年回了城，面对家人的责难，更令人愁肠寸断，无言以对。他们只有在失望和愁苦中煎熬。

他们不明白：既然国家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既然“病退”的有关规定已形同一纸空文，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放他们回城，却要继续留下来吞咽辛酸的苦果呢？一位北京知青在给上级的信中这样写着：

我们恳切呼吁：救救知识青年！残留在东北农场的知青，实际上是最老实、最忠诚、最正直、最可怜的年青人。干部子女有后门可走，特殊职业的子女有偏门可溜，我们普通的工农子女能有什么路！！！扎根！不就是一小部分老百姓子女扎根吗？……

打算分期分批解放知青吗？那就应当把意图告诉人民，让他们放下心来，不要再去走邪门歪道，戕害自己的身体，浪费国家的药材！如果说像这样的知青政策是正确的，有门路的返城，没门路的扎根，有人高兴，有大痛苦，那简直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难道国家对我们这一批残留者甩手不管了吗？难道还要逼着我们倒尽钱串、吞吃毒药、磕头求饶地去搞病退吗？难道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