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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人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坏分子”，予以严厉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做法。

街道里弄干部一直首当其冲。虽然从上年年初开始，上海市革委会就一再制止知青们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但看来收效甚微，这些人还是不断遭到批斗甚至殴打。如普陀区的“部分革命群众”提到：“今年以来，发生好几起殴打里弄干部的事件，有时挑动一些觉悟较差的支疆青年家长出场挑衅，有时唆使一些流氓阿飞充当打手。有个里委会的党员生产主任在最近半个月内竟连续4次被打”《警惕坏人再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里弄干部》，《文汇报》，1968年3月25日。。广州也存在类似现象，一些知青“冲击街道革委会，绑架、殴打革命干部”《南方日报》，1968年8月22日。。

上海市从5月底开始，就又一次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先是在各街道里弄召开斗争大会，如徐汇区枫林路街道曾连开两个斗争大会，斗争一个“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据说这个坏家伙在历史上就曾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祖父是个被管制分子，哥哥也被政府###，所以他对党和政府有刻骨的仇恨。“###”中他打着造反旗号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印发了大量反动传单，造谣说街道和里弄干部动员一个青年到新疆去，可以捞到800元到1000元的钞票；一个家长还揭发他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曾经诬蔑造谣，说我的儿子在新疆被活活钉死在木板上，急得我们精神失常，影响了生产。不久我的儿子从新疆寄来了家信，说他在新疆一切都很好，我们才识破这个坏家伙的真面目。”《坚决打击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

面对家长的不满和压力，该市革委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文汇报》曾借一位支边青年的口揭发她的父亲破坏她上山下乡的罪行：

我父亲是地地道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期间混入“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静安区愚园路街道造反队，煽动受蒙蔽的群众殴斗里弄干部。我是在他的唆使下于去年10月返沪的。“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停止活动后，他龟缩家门，伪装老实，背后恶毒谩骂里弄干部，要我耐心等待，到###后期想法留在上海……还要我跟丈夫离婚……《威胁利诱全不怕，“杀”回新疆干革命——支疆返沪青年何爱之与反动家长一刀两断》，《文汇报》，1968年6月21日。

返城风的平息（3）

在如此反复宣传，反复向“坏人”施加压力的同时，上海市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于6月7日凌晨“发动强大攻势”，将“一小撮一贯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支援内地、支援边疆、支援农业工作的罪犯”一并逮捕。据说，这一小撮人中，有些是混杂在群众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他们制造事端，煽动闹事，纠集歹徒殴打准备返回农村的人员，寻衅冲击车站、码头，打着造反旗号殴打里弄干部，进行打砸抢，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和革命新秩序，他们之终于落入群众专政的法网，实乃大快人心。

上海这一做法并不是孤立的。这年夏季，对于返城知青来说，形势是益发严峻了，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展了类似的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分子的活动。

这一活动是与整顿城市治安、制止武斗升级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7月3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广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据说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像当时一切中央文件一样，布告不是针对广西一地，而是针对全国的。布告要求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并特别要求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破坏交通、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恶活动，要求对这些人实行群众专政。这个布告的第四条又一次重审：“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半个月后，又一个与其内容大致相同的《七？二四布告》出台。此时“###”爆发已经两年，形势却仍然十分混乱，流血、屠杀事件层出不穷，连续发布两个布告，既透露出形势的严重程度，也透露了制止这场混乱的极大难度。

为贯彻中央的“七三”通告，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市革委会发布了一个《告外地来广州市人员书》。书中提到很多下乡上山人员“以种种借口，擅离岗位，长期插手广州地区文化革命，甚至干了一些违法乱纪，危害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它还特别嘲骂了有些上山下乡人员是“打着造反旗号，披着革命外衣，装出一副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