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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计地利用当时执行的“投亲靠友”政策。这项政策允许青年到有朋友和亲属的村子去插队，原则上需经有关队、社同意。这就为那些选择条件优越的落脚点、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青年提供了可乘之机。1968年12月，针对要求到北京市郊区插队的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日益增多的现象，北京市革委会安置就业办公室向各区、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北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到郊区、投亲靠友参加农业建设的规定》，其中规定要求到本市郊区、县农村投亲靠友的，必须是在北京市郊区、县有直系亲属或原籍在郊区、县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外地毕业生来京插队，必须是原籍在郊区、县农村并有直系亲属的，经队、社同意后才可接收《北京劳动大事记》（1948—1990），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1968—1969年间，上山下乡人数众多，加之学校分配工作杂乱无章，都助长了“投亲靠友”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混乱。据说，基于上述原因，广东省曾在1969年一度取消了“投亲靠友”政策＇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当年毕业生中最爱引用的一句豪言壮语。农村的天地固然广阔，毕业生在选择落户地点时却往往难以随心所欲。首先是家庭出身的影响，在选派到边疆地区落户的毕业生时，负责分配的人往往要筛汰那些政治“不可靠”的报名者。

其次是派性的影响。“###”中一些省、市派性武斗严重，矛盾错综复杂，以后由于军队“支左”，胜负才见分晓。卷入失势一派的学生，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难以自主。据说，“###”中参与过武斗的广州市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失势的“红旗派”红卫兵，就被送到了海南的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在那里对他们的管理更容易一些＇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革委会后，掌权的一派在大搞冤、假、错案，制造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的同时，将知青下乡插队、干部下“五七干校”、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与“社会清队”结合进行，作为诛除异己的手段。所谓“黑五类”、“二十一种人”、“站错队”的“坏头头”和知识青年等等共二十多万人，先后被下放农村《广西###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1968年2月，来自北京的首批知识青年抵达滇南。年底，北京、上海等市的一批批知识青年陆续进入新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与此同时，云南本地的红卫兵仍处在“划线站队”的酷烈绞杀中。这年8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旋即大兴清查运动，一派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据1975年统计，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万余人死于非命。昆明地区的中学红卫兵至少2万人被认定“站错队”，上山下乡被适时地利用为一种大规模的处罚运动。至1969年春，迟来的下乡动员带着血腥味。昆明市第8中学的“站错队”红卫兵曾经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离校，但不予批准。只是在将他们中的70人隔离并反复刑讯逼供一个月以后，才陆续释放其中“问题较少”的人，让他们带着满身伤痕踏上插队的路程。一些红卫兵头头，直到1969年9月才取得上山下乡的资格。按规定，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能到滇西边疆插队。其中有的知青，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政治耻辱，最后选择了到缅甸参加游击战的危险道路黄尧：《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海南纪实》，1989年6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地点的选择（3）

在某些派性严重地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还将推进上山下乡作为稳定局势的手段。1969年，河北省保定市将热衷派性武斗的4000名中学毕业生（包括个别大学生）“一锅端”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两派学生按派划线，分头组织，出发日期也错开数日。“红楼”派学生分在一师、二师，“工总”派分在三师、四师。启程之日，车站上武装军人戒备森严，对每名下乡青年行李严格检查，以防夹带武器。当时，两派学生虽水火不相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所以下乡的热情很高。下乡以后，大家地位相当，同病相怜，派性成见逐渐消泯，最后都成了一派，即“知青派”。

当然，在知青安置地点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的规划。由于国家将知青安置地点的远近与其所居城市的行政级别、规模大小联系在一起，结果形成了与知青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