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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一以贯之的思想。曲折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的誓词中，就有“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之类的响亮口号。他们行抵目的地后，在致同学的信中又提出：“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作插向修正主义肺腑的尖刀。战争不打，二十年内改变全蒙面貌。”《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区区十个人的先遣队，下乡伊始夸下如此海口，立下如此壮志，在后人眼里固然滑稽可笑，又何尝不是当年青年学生自命不凡、雄心勃勃神态的真实写照？1967年底，中苏关系濒于破裂，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波及中蒙边界。到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感染到这种气氛，从而赋予上山下乡以更为强烈的政治意义。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举动将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于是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口吻宣布：“草原是属于我们的，祖国、世界是属于我们的。”这与赴滇知青“斜眸向西笑禁锢，尽染东方一片红”的思想也如出一辙。

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修，曾是青年学生投身于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动机。自60年代初起，随着“阶级斗争”的观念弥漫到包括文化、###门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所谓“###”、“亡国”、“资本主义复辟”等耸人听闻的警语不再被看成是无稽之谈。“###”的爆发，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使青年学生以为，身体力行捍卫革命事业的时机终于到来。当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们踏上漫漫征途时，头脑中萦绕的仍是这个念头。如火如荼的批斗“党内走资派”狂潮，显然强化了他们的“反修防修”意识和责任感。既然连那些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干部们都成了蜕化变质的“走资派”，对没有吃过苦的青年来说，如何反修防修，不是一个摆在面前的更为严峻的课题吗？沿着这个思路，不由得感到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论述有着深刻的含意。并且认为，解决反修防修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世界观问题。于是，抱着改造世界观，肩负反修防修任务的决心，自愿报名上山下乡。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曾就培养接班人途径做过明确说明，即这样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1967年11月，当北京千余名中学生报名奔赴内蒙和东北时，就有人向《兵团战报》记者表示：“内蒙、东北是反修前哨，环境最艰苦，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争，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

“老三届”的足迹（4）

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事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前已经铸成，“###”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