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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帽子。这是其一。

其二，农民是劳动者。这话固然不错，劳动者、劳动，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它是把知识分子作为农民的对立面而言的，农民是劳动者，所以知识分子就应该向农民学习，那么知识分子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劳动者吗？难道只有农民所从事的那种直接劳动、简单劳动才是劳动，才值得赞美，而同样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所需要的间接劳动、复杂劳动、文化性劳动就不是劳动，就应该遭受排斥和无情的践踏吗？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农民意识的一种典型表现。

其三，将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农民意识，与农民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混为一谈。潜台词是：农民自私，知识分子就不自私吗？可是农民身上所有的优点，知识分子又哪里具备呢？

将知识分子作为农民、作为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我国宣传工作上一个显著特征。这既是农民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也反过来加深了农民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敌意，人为地扩大了双方间的隔阂，这与“消灭三大差别”的口号，已经是背道而驰的了。这便产生了理论上的一大漏洞。

上山下乡知青，便处于这种隔阂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挥，反而成为必须甩掉的包袱，必须改造的罪过。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便是：

（二）怎样与农民结合？

“结合”其实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么样才算是结合了？用当时常用的政治术语表述，就是和农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了，可是农民的政治立场与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能完全画等号，而且，即使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下，也根本没有明确的标准。那么，和农民一样，就算是结合了吗？那就是每天出工、收工，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哪个知青甘心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女知青更是担心会像农村妇女一样，围着锅台转上一生。

一个1965年下乡，在农村度过十余年的知青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我认为知识青年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要想在农村有所作为，就要与农民融为一体，可是知识青年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自己与农民融为一体，”这的确是很多想在农村有所作为的知识青年都曾经历过的苦恼。这里有知青自身的原因，但农民对知青的戒备、排斥心理，恐怕是更重要的因素。

农民和农村干部，对于读过书的人，哪怕他原来就是自己本乡本土的子弟，也怀着相当深的疑忌心理，这种隔阂有利害关系上的，也有文化上的。其深刻的程度远非单纯热情的知识青年所能想像。如果说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对秀才们多少还存在某种敬畏，还不敢过分加以侵害的话，对于知青，就连这一层顾虑也不存在了。

谁改造谁（4）

从切身利益上考虑，农民和社队干部当然不欢迎知青回乡，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收入，又要多添上几张嘴，他们认为这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是国家揩生产队的油”。不少队干部担心知青有文化，比自己强，会抢了自己的乌纱帽。即使没有存此念头，也担心知青不好管，“回乡干部架子大，回乡学生不听话，回乡军人管不下”。上面的例子也说到了，知青对农民尤其对干部的很多做法看不惯，爱提意见，当时又正值“四清”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很怕自己瞒产私分或假公济私的举动被揭发。

知识青年看不惯农民，农民同样也看不惯知识青年，不仅看不惯青年的乱提意见，也看不惯青年的“说话咬文嚼字”、“拿腔作调”、“臭要面子”、“穷讲卫生”等等。他们出于本能，感觉到知识青年与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对文化和有文化的人从来怀着一种偏见，当时的政治气候对这种偏见也起了某种助长作用。一面动员知青回乡，急切地希望他们在农村安心扎根，一面又在宣传中有意无意地为二者间的矛盾加温，这种南辕北辙的事，在那个年代太多了。

再者，即使有少数知青自觉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了地道的农民，但农村中强大的家族、宗族势力，也未必就能见容于他们。这种宗族势力在解放后虽然屡遭打击，却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非同族的异姓农民尚且要受排挤，又何况知青。

许多知青的热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冷却了，但他们也因此而真正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并在这一过程中成熟起来。

（三）在学校学得的文化知识有什么用？

这也可以说是知识青年在农村能否发挥作用，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与前一个问题一样，它也贯穿于知青运动的始终。国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