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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有盛衰之分，“治法”当少壮有别，这是一般原则，通权达变，全

在医家临证具体运用。李时珍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对以上原理，体会良深。

关于常山蜀漆的应用，即是一例。

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为治疟要药。李时珍认为，尽管是常

用要药，使用时也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同样是疟，病原却大有区别。“有六

经疟，五脏疟，痰湿，食积，瘴疫鬼邪诸症。”但就总体而论，“无痰不作

疟”。常山、蜀漆于“驱逐痰水”正有特效。“用之得宜，神效立见；用失

其法，真气必伤。”李时珍认为应用常山蜀漆劫痰截疟，须在发散表邪及提

出阳气气之后，“须分阴阳虚实，不可一概而论也”。（《常山·蜀漆·发

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1　页）这一论述表明：常山、蜀漆可截疟，此乃药

之常性；但疟有诸类，患者有阴阳虚实之别，此事之“变”。常变结合，因

人施治，这才符合辩证法原则。

患者有贫富差别，生活条件大异，致病原因诸多不同，病当因人而治。

李时珍引用张仲景的论述来阐明这一思想说：“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食

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歧伯举四治之能。且如贵豪之家，形乐志苦

者也；衣食足则形乐而外实，思虑多则志苦而内虚，故病生于脉，与贫下异，

当因人而治，后世医者，委此不行，所失甚矣。”（校点本第一册，第52

页）

人们的脏腑禀赋不齐，身体素质不同，一般常理，在有些人难免出现例

外。附子乃毒药，非危病不可用。有的人只服用少量，即发热不堪；可是也

有人长期服用而健康异常。李时珍举了两个具体事例，证明这种例外性。一

是荆府都昌王，”体瘦而冷，无他病。日以附子煎汤饮，兼咀硫黄，如此数

岁”。二是蕲州卫张百户，“平生服鹿茸、附子药，至80　余，健康倍常”。

根据这些特殊事例，李时珍得出结论说：“若此数人，皆脏腑禀赋之偏，服

之有益无害，不可以常理概论也。”（《附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62

页）

一剂方药不能治众人之病，众病不可以一理概论。常其所常，变其所变，

常与变的辩证统一，乃神医妙术之绝奥，故李时珍十分推崇寇宗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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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心不同，　脏腑亦异。欲以一药通治众人之病，其可得乎？

——校点本第一册，第52　页

“病当别论”，“理当别药”，强调对具体病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既

坚持一般原则原理，又区别特殊情况，这叫守“常”而迎“变”。企图“一

药通治众人之病”，是不通常变的庸医。

苦参、黄檗，皆能补肾，在于二药之苦能燥湿，寒可除热，这是一般的

原理。但运用之时，尤须斟酌情况。若不看患者的特殊情况，一概而论，是

会害人的。李时珍指出：苦参、黄檗补肾，“惟肾水弱而相火胜者，用之相

应；若火衰精冷，真元不足及年高之人，不可用也。”这就说明常中有变。

运用苦参黄檗，本意在于补；如不通常变原理，本求滋补延寿，反致促其夭

亡。根本原因正如《素问》说：”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久而增气，物

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李时珍引用王冰的观点，进一步阐发道：

“久服黄连、苦参而反热者，此其类也。气增不已，则脏气有偏胜，偏胜则

脏气有偏绝，故有暴天。”（《苦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　799　页）本

为滋补，反遭“暴夭”，岂不可悲？

十剂之中，有所谓“燥剂”，其功效在于去湿。李时珍首先分析了湿的

类型，指出“湿有外感，有内伤”。因此，逐湿采用的燥剂，可分以下数种。

“风药可以胜湿，燥药可以除湿，淡药可以渗湿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

之；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