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3/4 页)

的优美环境和其中荡漾着的人伦与文化，搬出那间虽不宽敞但毕竟还算温暖的小屋，有工资、有房子的铁饭碗生活宣告结束。

告别了过去，生活还要继续下去；陈旧生活的结束，意味着新的生活将在别处起步。俞敏洪在离开北大的同时，已经开始勾画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道路了。

离开北大的第二天，学校按照规定收回了俞敏洪的宿舍，俞敏洪全家立刻就没地方住了。拖家带口的他，当务之急就是找个住的地方。原本工资不高且无多少积蓄，现在又丢了工作、断了收入来源，俞敏洪必须把租房子的费用降到最低。

从离开北大的1991年，到1993年底俞敏洪买下一处破陋的农家院落之前，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俞敏洪拖家带口，像打游击似地租了四五次房子。

离开学校的俞敏洪没有住处，无奈之下，骑着旧自行车四处寻找安身之地。市内的房租太高，就找到市郊的六郎庄租农民的房子，可是一问，月租50到80元，还是住不起。俞敏洪很沮丧，但还没有放弃，他在一个准备出租房子的农民家里看到一个孩子在写作业，灵机一动，提出一个互惠互利的主意——由俞敏洪夫妇免费辅导孩子功课，保证孩子成绩由倒数提升到前十名，而房东免费提供住房。果然，一拍即合，俞敏洪夫妇住进来，孩子的成绩也提到了班里前五名，皆大欢喜。俞敏洪的活络思维又一次展现，这次，帮助他找到了栖身之地。

第一节　出走北大：天下何处不留君（3）

住了两年后，俞敏洪夫妇准备搬到城里，农民夫妇着急地跪下来求他们继续住下来辅导孩子，甚至要换出正房给他们住。心软的俞敏洪夫妇答应搬回城里后，只要家长能将孩子送去，可以每周给孩子辅导两次。

后来，俞敏洪又搬到中科院，与另一家夫妇合租一个公寓。两家同住一个屋檐下，难免家长里短，结果对面那家的女主人实在凶悍，居然坚持天天和俞敏洪一家吵架，最后硬是将俞敏洪一家打了出来。俞敏洪又一次深深地感到被人扫地出门的屈辱。这一段经历让清高的俞敏洪倍感伤害，尤其是觉得自己身为八尺男儿却让妻子受苦，自立的苦楚无法言说，憋在心里，成为俞敏洪心底的一块伤疤。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俞敏洪一家搬来搬去。直到1993年底，新东方培训班稍有起色，逐渐步入正轨，俞敏洪也有了点积蓄，才花了万把块钱在青龙桥买了一处农家院落安身。农家院落有些残旧，院子里的房子到处漏水，每当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俞敏洪又花了些钱，自己亲手把漏雨的地方进行了整修。虽然院子还是比较破陋，但是毕竟已经是自己家的了，一家人也算有了个栖身之地，从此有了着落。

置之死地而后生：生活在别处绽放

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台湾国学大师李敖则说过：“英雄是被逼出来的。”当走投无路的时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什么都无所顾忌，英雄就这样产生了。

万事开端由心始。当别人都说俞敏洪太冲动，将自己推向绝路时，只有俞敏洪自己才明白，“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是高招。

其实，俞敏洪清楚地认识到在做培训和教师之间的得失利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在做培训和教师之间，前者的发展机会更多，拓展空间也更大，单看收入也更为可观——当时俞敏洪的月薪不过120元，而在外讲课的收入却远高于工资。当时的俞敏洪一直追求的就是挣钱出国，无论是在民办学校教英语，还是后来自创新东方，目的都还只是为了赚钱去国外。“我办新东方前两年的目的都是为了出国，当时就想着赚个一两百万的去美国读书。”这种想法一直维持到1995年。

三次为留学而战的经历使俞敏洪对各种GRE、TOEFL考试了如指掌，加上他多年的英语教师经验及在各种辅导班兼职的经历，使他在英语培训行业如鱼得水般地行走自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俞敏洪而言，在培训班干与在北大干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他从事的依然是老本行。如果继续在北大守着那点微薄的工资的话，俞敏洪的出国梦恐怕永远都只是一个绚丽的如同泡沫般的梦想。

以俞敏洪的经验，加上他的经历，办培训班虽然看起来是白手起家、困难重重，但是却潜伏着巨大的成功的可能性。认准了这条路，坚守着出国梦的俞敏洪，北大的处分也许是个契机，是一个前途无限的好机会，所以俞敏洪才义无反顾地迈出了北大校门。

“燕图樊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