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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见鬼，我是指他们把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录音放给陪审团听了。你应该听过的。他们在法庭上安装了扩音器，把录音机放在陪审团前的一张桌子上，好像那是一颗未爆炸的炸弹。然后就听到道根在电话上对韦恩·格雷夫斯的讲话，他的声音有些刺耳，但很清晰。他讲了炸掉马文·克雷默办公室的种种理由，并且夸大其辞地说他将派遣他的小组——指的是我——到格林维尔去照管有关事宜。录音带上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地狱里的鬼叫，陪审团仔细地听着每个字，显然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自然还有道根的亲口证词。假如我在这种时候上去作证，试图让陪审团相信我并不是坏人，肯定显得十分滑稽。麦卡利斯特能把我活吃了。所以，我们决定我还是不应上台。回想起来，那一决定是错误的。我应该出来讲话的。”

“不过，你是在你的律师的劝告下才没去讲的。”

“听着，亚当，你如想以协理不力为由攻击凯斯，还是赶紧算了吧。我抵押了我所有的财产，支付凯斯很高的报酬，而他也是尽职的。古德曼和泰纳很早就曾考虑过追究凯斯的过失，但他们发现他作为代理律师没有任何失误。你就别再动这个脑筋了。”

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凯霍尔档案中起码有两英寸厚是对凯斯的代理所做的研究和记录。审判时法律顾问的协理不力是死刑上诉常用的论据，然而在凯霍尔一案却未能派上用场。古德曼和泰纳对此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长篇的备忘录在芝加哥他们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六层的办公室之间传来递去。最后一份备忘录宣称凯斯在审判中表现上乘，无懈可击。

档案中还包括萨姆写的一封长达三页的信，明确表示不容许任何人向凯斯发难。他保证决不在这样的诉状上签字。

然而，这都是七年前写的，当时死刑还是一个遥远的可能。如今情况不同了。事实需要重新挖掘或者甚至加以杜撰。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有根稻草就得抓住。

“凯斯如今在哪儿？”亚当问。

“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说他在华盛顿找了一份工作。大约在五年前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已不再开业。我们输了官司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我想，我俩谁也没料到结果竟然这样。”

“你没料到你会被定罪？”

“没好好想。你知道，我已经打赢两次了。而且第三次审判时我的陪审团中有八个白人，或者我该把他们称为盎格鲁裔美国人。虽然审判进展不妙，我想我还是不信他们会真的给我定罪。”

“凯斯呢？”

“哦，他是很担忧的。我们绝对没有小看这次审判。我们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进行准备。在我们准备的那段日子里，他顾不上其他的客户，甚至也忽视了他的家人。麦卡利斯特几乎每天都在报纸上信口雌黄，而他谈得越多，我们就越努力地作准备。他们公布了候选陪审员名单，总共四百人，我们用了好几天对这些人进行调查。他的审前准备是无可指责的。我们并不天真幼稚。”

“莉告诉我你考虑过潜逃。”

“哦，她告诉你了。”

“是的，她昨晚说的。”

他把下一根烟在台子上磕了磕，然后欣赏了一会儿，好像这会是他最后的一支烟。“是啊，我是考虑过。在麦卡利斯特盯上我之前，我几乎过了十三年的自由人生活。第二次审判结束我回家时是四十七岁。四十七岁，我已经两次被陪审团无罪开释，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很快乐。生活走上了正轨。我务农之余还经营一个锯木厂，依然进城喝我的咖啡，每年选举都去投票。联邦调查局监视了我几个月，不过我看他们也渐渐相信我已经不会再去搞爆炸了。时不时有个别讨厌的记者来克兰顿问些问题，但没人理会他们。他们全是来自北方，笨得要命，粗鲁无知，而且他们从来呆不长。一天有一个记者来到家里，赖着不走。我没去取猎枪，只是把狗放出来咬他的屁股。他从此再没回来过。”他忍俊不禁，暗自轻笑，把烟点起来。“在我最不着边际的梦里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如果我稍有预感，看到一点点儿蛛丝马迹显示出会有这样的事临到我头上，我也在多年前就跑掉了。那时我是完全自由的，懂吗，不受任何限制。我可以逃到南美，改名换姓，销声匿迹，潜逃上两三次，最后在圣保罗或里约热内卢定居下来。”

“就像孟其尔那样。”

“差不多。你知道，他们始终没抓到过他。他们从来就没抓到过几个潜逃的纳粹。我此刻本应住在一栋可爱的小房子里，说着葡萄牙语并且嘲笑着像大卫·麦卡利斯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