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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第六卷诗歌风水在江南一座城市有一种方向，一次运动有一种风貌。每一次呈现（或转移），个中都深蕴了难以厘清的复杂关系和细节，如果有人愿意持续地探究各种因缘际会，那这将是一项重大而有意义的课题。但是，在这里，我仅仅只想呈现它们，正好像我们生活着，而没有说起缘何去生活。发生的已经发生，而未曾出没的也在俟待时机。但是每一次出现，它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甚至可以说，每一次出现就是为了消失，而消失是为了下一次的出现。激情灿烂的北京时代过去了，酣畅淋漓的四川诗歌发生了，接下去是什么，它是否预示了另一个新的时期，或者仅仅只是上面两个时代的重复。如果是另一个新的世界，那么它的新就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从１９７８到１９９２这十余年里，诗歌在经历怎样不同的变化。因为它是另外的一面镜子。如果说，它重复了这十余年，那么就是说，这十余年已经成为一种风水气脉，绵久地横延着。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诗歌却从来就是旧的，但旧的也就是新的。重复和更新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辩证法，正好像每个城市暗中呼应，而又各有千秋一样。

五、皂角山庄（4）

这是一个简略的中国当代诗歌风水（或气脉）运行图，但读者见了不要以为我真要从正典的风水学角度来谈论它（按古之说法：风水又称堪舆、形法、地理、青囊、青乌、卜宅、相宅、阴阳），这里所借用的“风水”概念在本文中却要扩展得多，它既是指１９世纪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的，地理、种族、时代为三大决定文学的要素；也是指梁启超、刘师培等人说的，地域文化的不同将导致南北之文的差别。而我以为不同的地理、气候、风物、习俗，必形成地学意义上的不同诗歌风水，也即是不同的诗歌气象。或者这样说：我更乐意称这里的风水为一种气象（有时这一种气象占上风，有时另一种气象又作为主导力量，这也是“风水轮流”的说法）。我早年有一句诗：“我在此经历风景的整容”，风景可行整容术，乃指不同的风水可培育不同的人之气质与气象也。

有关中国风水气脉之走向，日本学者三浦国雄与毛纲毅旷曾于１９８６年５月在日本《建筑文化》杂志上发表过一番见解：“在中国的西北方，想象中的昆仑山即成为生气之源，气脉从那里向全世界扩展，其中的三支从北方开始以北干、中干、南干的形式在中国的大地上流动。这三大干龙与黄河、扬子江等大水系有关联。从那里分出许许多多的支流。整个国土就这样被气如网络似的东西覆盖着。‘气’是沿着中国的地势，从西方流向东方的。三大干脉中的南干，指的就是南京、香港、上海等地方，大致是长江以南一带。中干就是洛阳、西安等这样的大都市吧！北干，则经过沙漠，通过旧满洲，延伸到朝鲜的白头山方向。‘脉’这种东西的流动是很厉害的。与水相似，虽说不是水本身，但因为人们考虑在有水的地方气才流动，也就是风水中说的‘得水’。”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这便是所谓风水学中的“藏风得水”。二位学者所谈的三大干脉的走向是从纯风水学理论这一意义上讲的，而我更是倾向于在文学或诗歌范围内指认唯有南北二干这一经典（文学或文化意义上的）说法。譬如刘师培便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从地理学（地理也称地学，谓风水之别名）之角度讨论了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的关系。他从此出发果断地指出南北之文的差别：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李妙根编著：《刘师培论学论政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在总论之下，刘师培还作了细分，以为南方文学表现为“清绮”、“哀艳”（按：如潘维）；北方则“体峻词雄”、“粗厉猛起”（按：如多多）；“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按：如陈东东）地理不同，诗歌风水亦大不同也。

不仅刘师培，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对南北之文的不同作过尽人皆知的阐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亦。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