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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却在《金蔷薇》的“变形记”中被我们铭记，一个时代（６０年代及７０年代）最终被浓缩在这句诗中。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我买到第一本蒲宁的短篇小说集，那一年我应该是幸福的。我渐渐发现巴乌斯托夫斯基，包括马星临推崇备至的《雨蒙蒙的黎明》全都是蒲宁的翻版。

马星临的短暂出现搅乱了我的艺术判断力，阅读的阶段性错觉延误了我对真正艺术品的认识。但马星临（他有时使我想起萨特笔下那位古怪的自学者）也带给我一个非同小可的好处：我第一次开始警觉传统的重要性。从毛泽东时代出发，从俄罗斯出发，我开始“逆流而上”，正本清源。直到１９９３年９月的一天，我在成都王建墓茶园与付维闲谈时才重新认识到“古老的”契诃夫是真正无与伦比的，从总体上说蒲宁遗憾地在他之下，更何况巴乌斯托夫斯基了。

时代为马星临打下了顽强的５０年代的烙印，一本书在他决定性的年龄决定了他的一生——他如梦的永恒的“金蔷薇”的一生。现代主义的“毒素”只是为了他爱说话的口胡乱准备的，俄罗斯或《金蔷薇》才为他的心而沉醉。这使我想起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一件令人感动的往事：１０月３０日是美国诗人庞德的生日，由张枣发起的庞德纪念会在重庆两路口、重庆图书馆二楼举行。一位艳丽的摩登女学生正在潦草地翻阅一本巴乌斯托夫基小说选集，她告诉我是马星临推荐给她看的，尤其要让她看《雨蒙蒙的黎明》这一篇，她一边随意地说着，一边把一张男明星的照片夹在书中，她血红的小唇叽叽喳喳，一会儿对我说话，一会儿对我一个肥胖的朋友，希特勒崇拜者大声嚷嚷。她跷起二郎腿不停地打着点子，似乎在当众告诉大家，她在读一本高深莫测的书或不屑于这本高深莫测的书。书已经翻得很旧了，无辜的巴乌斯托斯基不知在多少少女懒散的小手中传来传去。马星临的心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疼痛、紧缩和无助，但他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终生不渝的热爱和传播（尤其对少女的传播）的确令人深为感动、肃然起敬。８０年代的西风压倒了俄罗斯的东风，公司报表代替了“金蔷薇”的抒情散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坚硬地塞进了浪漫主义的生活。虽然诗人是不会退休的，金钱更不会退休，金钱的自由颂高于俄罗斯的夜莺颂，梦中的“白夜”被逼得只好与公司的发票厮杀一番，马星临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在他黑暗年龄的尾声也创办了只属于“青春”的公司。而在我与“马星临”交往的那个阶段，我游出了曾令我心醉神迷的现代派的海洋，我感到一个人的思想只停留在当代，停留在新的、时髦的书中，对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有欠缺的，会使人患贫血症，只有和过去的事、历史的以及原始的事维持联系才可能存在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我在最初的“先锋”文学满足之后，又游回到了昨日的传统（注意：这里的传统不是指中国古典传统，这一点对于马星临那一代老人来说是完全无知的，但他们那代人有他们那代人特有的传统，即俄罗斯文学与中国底层或地下生活的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混合之传统）。这是“马星临”馈赠于我的苦口婆心的良药，这些“药”在我身上也还起了一点小作用。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科技情报所（6）

我的诗风发生了改变，有意偏向那个“复杂而奇怪的混合之传统”，潜在地想获得更多的普通读者，暗中向５０年代的马星临或《金蔷薇》屈服。的确，我第一次稍有一点为了讨好读者而放慢了或停止了我曾经大胆而锐利的诗风。

不久，我甚至写下《纪念一朵死去的小花》这样的诗，简直像马星临的“纤纤的金足”。这个时期我还写了大量这一类不忍卒读的矫揉造作的“伪诗”，这是我个人诗歌写作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小段时间。那“小花”，似是而非的小花，从来不属于我生活经验的范畴；那“小花”，并不存在的小花，是传说中、书本中早已约定的、用滥了的典型经验，是传统西方抒情诗固有的以柔克刚的爱情标签。《纪念一朵死去的小花》是提供给现代主义诗人们作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首诗后来的确受到了批判，这是它应得的下场。而我的现代性却在某些诗人眼里打了折扣，被戴上一顶抒情诗人（这里的抒情诗人有浪漫主义的嫌疑）的帽子，这是我同马星临相交两个月所付出的高代价，是我生活中一个让人尴尬的插曲。

但《抒情诗一首》无疑包含了我当时生活和心情的真实写照。在我学习那个“中苏混合传统”的同时，依然保留了我一贯的现代核心。那时，我有一种一切都已结束，一切都不可挽回，一切都是烟云的诚恳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