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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曾说：“蒋中正的能力只够指挥一个团或一个师。”

从人治到法治（2）

问：蒋经国先生过世了，他在晚年的一些改革，开启台湾民主政治的新页，赢得海内外一片赞誉。在大家歌功颂德之余，请你为我们拂去政治上的层层尘雾，让我们认识、了解真正的蒋经国。

柏杨：我对蒋中正非常失望，但是我觉得蒋经国差强人意。刚来台湾的几年，他时常自己开着吉普车去北投政工干校，那真是早起晚睡，枵腹从公。他有他父亲很多不及的地方。他知道群众，而蒋中正却只知道聚帮结派。

蒋中正有句名言：“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1960年国民代表大会在台北开会时，代表闹得很厉害，他问当时的秘书长：“他们闹什么？”答说：“他们要钱，要出席费，要房子。”蒋中正说：“没关系，只要是要钱的事都好办！”过去大陆上很多反对他的军阀斗不过他，即是因为他有钱、有特务组织。现代化的特务组织加上古老的金钱，一下子便把对方瓦解。但他那一套遇到共产党，便完全失灵。

蒋经国比他父亲能干得多，他知道国民党失败在于官吏的贪污、军队的腐败，所以他加强政工，整肃军队风纪。当年在大陆时国民党军纪之坏，比土匪还不如。军人要是看你不顺眼，可以把手榴弹丢到你家里，甚至用机关枪对着你扫射。随便一个穿军服的士兵上了火车，要占几个位子就占几个位子，没有人敢讲话，他更不需要买票，因为没有人敢向他要票。

此外，军队中普遍吃空缺。一个人当连长，家里就成了银行。这些弊病都在蒋经国手里有所改变，对社会的安定有莫大的帮助。除了整饬军纪外，蒋经国还有个贡献，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设立，替退除役官兵安排出路，用他们开凿横贯公路、兴建工程等，让他们退了伍仍有盼望，否则军人没出路，台湾社会可能早就陷于混乱。

他和他父亲截然不同。蒋经国是相当无情的，而蒋中正是黑社会起家，对一些贪污犯还念乡友之情，姑息、纵容他们，蒋经国则严刑峻法。

蒋经国还有个好处是很少人能左右他，历史上一些昏暴之君，其实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獒犬，蒋经国则不太受别人左右。他的侍从不能跟他谈半点公事，否则立刻调走。起初看他老是调换随从副官，有时一星期调一个，觉得很奇怪，后来发觉原来如此。前几年，反抗群众骂他骂得很厉害时，他完全知道。有人提议制裁，他对那些特务说：“这是骂我蒋家，我都不发怒，你们发什么怒。关于我蒋家的事，你们不要管。”

基本上，蒋经国的性格不是民主的，在某方面来说，也都不可爱。四十年前，我在复兴岗当过兵——暑假期间一个半月的“中上级政工干部储备训练班”。那时礼拜天是放假的，后来因为加强训练，临时规定礼拜天不准出去。很多人为此怨声载道。有些从南部来的，不见得对政工有兴趣，但对台北有兴趣，希望上台北玩玩，或和女朋友约约会，这下子不能玩了，火大的找出蒋经国以前的讲词：“长官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士兵的假日。”他们把训词拿给当时在政工干校当教育处长的王升看，要他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当时任政战部主任），但是王升不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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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治到法治（3）

蒋经国这样的性格，在他生命最后两年的革新求变中，得以发展出了不起的突破。假如他早两年去世的话，台湾政局绝没有这样的局面。虽然他同样有很大私心，但这难免，我们不作过分的苛责。

问：蒋经国的改革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而不早几年？他改革的力量来自哪里？是形势所迫，还是靠他本身的智能？

柏杨：改革所以来得那么晚，因为蒋经国似乎仍然在希望：最好不要改革。他一直想重回大陆，而且很相信这件事。当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筹备时，他曾说：“开幕成立这一天，我要参加。”当他知道已定于十月十日他不能参加时，他很懊恼地说：“哎！###后，我对幼狮公司有很大的计划。”

还有1951年左右，蒋经国接管特务机关（所谓情报改制），很多人反对，认为：“太子”怎么搞起特务呢？为此，他发表一篇文告，每个干部都收到一张。文告上有一段话，大意是：“我曾问过戴笠同志，要是情报工作与法律冲突的话，我们怎么办？戴笠同志告诉我：‘革命就是法律。’”革命怎么就是法律？特务机关只能执行法律，怎么可以违犯法律！由此可看出蒋经国专制封建的强悍心态。他一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