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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一个组里，所以认识。他给我5万块钱，让我换衣服，约好再到这里来，准备收摊子。我回去赶快做了收摊子的事，到时候又去了。他把我领到新兵营去，到营部一看，负责人是第一次和我接头的“商人”，原来是陈云同志。他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现在工作结束，你来这儿吧！从此我就开始过组织生活了。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西路军余部在陈云的率领下，离开星星峡前往迪化，第一天住在烟墩。晚上，大家都已入睡。滕代远原来和我认识，他和冯铉约我去散步，在院里停放的汽车旁边闲聊起来。他们问我西路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在苏联，对情况不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张国焘反党活动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们。5月7日到了迪化，开始住在西郊公园附近准备办纺纱厂的地方。我们住在北面，南面空着没人住。平时陈云有事只找原西路军工委会几个负责人，不找我。有一天晚上，陈云叫我：老黄到院里“踱方步去”。他和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我们在南面院子里来回散步。他当面问我西路军有关情况，我又对他复述了一遍。

1937年7月间，西路军余部迁到迪化东门外营房，对外称新兵营。我们在那里休整、学习。名义上是盛世才招待，实际是苏联出钱，每人每天有一斤羊肉吃。长期艰苦行军、战斗生活之后，一休息下来感觉万分疲倦，吃了饭就想睡觉，总觉睡不够，差不多睡了十天。陈云当时的方针是：要大家好好休息，不谈过去的事，怕谈起来影响同志关系。我和曾传六在祁连山一起打前站带路，比较熟悉了，他是党委成员。我和他同住西屋，其他人住在一排三间的上房。我有时就和他谈谈党的政策、党的历史和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误，只是不提张国焘的姓名，但说明党内问题总是要搞清楚的。看样子他内心非常苦恼，但从不表态。

我把随身带的那些“干部必读”之类张国焘反党的小册子清理出来。有一天，我同郭天民去看陈云，他听说我带了些刊物，叫我交给他。我捡出一份比较完整的交给他，重份的留下。我买了个练习本子，把小册子上文章的重点摘抄下来，封面写上“旧事重提”四个字，有空就看看，准备将来系统批判张国焘反党罪行之用。那个期间由于用脑过度，我曾发生过严重失眠，几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还是苏井观（原在上海学医，后进入苏区）告诉我一个办法，每天早晨、晚上散步一小时，高兴了还可以跑跑步，但不要过累，睡前用冷水洗洗脸。我没地方散步，就在屋后雪地上像驴推磨一样，绕着圈子走。此外，滕代远还教会我骑自行车，有时上街，撞见卖烤羊肉串的，就停下来烤上几串，骑在车上吃。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5）

陈云和滕代远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是冯铉，他对外名义是新兵营政治处主任。有一天开个什么会，我们十来个人加上陈云等五六个人。李特和黄超又在会上发泄对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不满。会议中间他们忽然冲着我说，听说黄火青同志对过去的事还有意见，什么“旧事重提”！平时陈云告诉我别讲话，这天开会说我可以讲。我就站起来说，我有意见不自今日始，过祁连山时我就讲过，我是反对张国焘反党行为的，有意见我还要讲。陈云表示，黄火青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个会就算结束了。

接替杨秀昆任总队长的饶子健——

我们刚到迪化的时候，我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等都住在新兵营，和李先念等同志住在一起。经历了西路军的惨痛失败，人人备尝艰辛，但不能正确认识失败原因，不少人思想上存在悲观、埋怨情绪。在此情况下，陈云同志和盛世才的督办公署交涉，伙食安排得很好，每顿都像会餐一样，让大家吃好、休息好、治病、养伤、恢复体力。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利用早晚时间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进行个别教育。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首先在工委成员中开会统一思想认识，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学习，对积极执行张国焘路线而又拒不认错的李特、黄超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斗争。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影响甚大，许多同志对其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看不清。所以，领导同志开会的风一透露出来，部队思想就发生了动荡。陈云和李先念同志立即搬到部队驻地，深入班排，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部队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937年冬，陈云同志奉命回延安，从莫斯科回来的邓发接替陈云、滕代远同志的工作，